巴塞罗那—上海，上海—巴塞罗那，巴塞罗那—上海……今年9月，佩德罗·雷诺第三次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下了飞机，他常见的状态是：一头扎进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办公室。
“别看都65岁了，每次十多小时的长途飞行，几乎都不倒时差。”中欧的员工袁梅为雷诺充沛的精力感到惊讶。
雷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下简称“中欧”）的院长，创始人之一。这位面目慈祥的长者，也是享誉世界的学者——曾在哈佛、密歇根等多所大学任教，在全球各地创办多所商学院，担任国际管理学会会长多年。
“萨缪尔森是我很好的朋友，曾在我家吃过饭。还有彼得·德鲁克，和我也很熟。”雷诺说。
从1984年开始，在这位老人和一帮同事的努力下，中欧以借来的教室起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名，2009年，中欧 MBA 课程升至世界第八，悄然坐上亚洲商学院头把交椅。
“这是团队的功劳，不能算在我一个人的头上。”雷诺说，“我只是在做我喜欢的事。”
“这个危险的国家”
在中欧一楼的大厅里，摆放着十几张材质上乘的西班牙进口木桌，为学员的学习与交流提供便利。甚少有人知道，这些桌椅，都是雷诺亲自拉来的“赞助”，“从西班牙空运而来”；还有电梯，雷诺曾亲自跑到一家瑞士电梯公司，软磨硬泡，让对方捐了两部；教室的窗户，是西门子在法国的一个生产商，免费给中欧打造的……
在雷诺的努力下，中欧的很多设施都没花钱。“我不认为这是在求人，因为这对他们（赞助企业）有帮助。”雷诺说，由于企业捐赠，中欧可以降低学员学费，而且，学生们会记得这些企业。
多年来，仅雷诺一人，就为中欧拉来超过1亿元的赞助。但是，作为校长的他，在中欧工作了二十多年，没领取过一分钱工资。“连往返中国和西班牙的机票，都是他自掏腰包。”
当然，雷诺并不是一个活雷锋，他的收入来源是：风险投资公司、企业咨询、公司董事，还有教书。并且，他不觉得在中欧义务工作有什么特别——“我喜欢这么干。”当年，他的一位哈佛老师也这么干过，他“只是学习而已”——“最初的动机，就是当时发现中国缺乏工商管理的人才。”
那是1984年，第一次来到北京的雷诺，看到了经济即将起飞的中国以及改革开放的潜力，他想，这应该是一个需要专门商学院的地方。在雷诺等人的热心操办下，国家经委与欧共体共同创办了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项目（1989年更名为中国－欧洲共同体管理中心）。
欧盟给予的资金十分有限，中国政府借了一栋楼供管理中心使用，“每天走进这栋楼的时候，都会担心这楼是否会突然塌掉。”
“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了解中国，认为这是个危险的国家。但当你来到中国之后，和中国的政府、学生交流，你可以意识到，中国其实也想要追求繁荣，可那个时候很多国家并不知道这一点。”
一开始，中欧的项目很小——彼时的中国，甚少有人知道MBA为何物，师资当然匮乏，第一年，不得已，雷诺只好让自己的教授朋友临时“客串”教师。“谁能想到中国能发展到今天的样子呢？”雷诺说。
“我猜测他是男孩”
现在，65岁的雷诺在中欧讲授创业学，他对学员的要求是：自己启动一个商业项目，“不一定要真正办起来，但是你必须清楚其中的每一个步骤”。而他自己，已经创建了4个风险投资公司——帮助创业者创办了20多家企业，最大的一个，在西班牙已经雇佣了超过1000名员工。
“我帮助别人去创业。”雷诺说，他在中欧也有一个风险投资公司，1000万欧元的规模，如果有中欧学员想创业来找他，“商业计划通过评审后，一般每个项目会给30万欧元左右的资助。”
作为全球范围内最早一批研究“创业学”并身体力行的学者，雷诺的经历，也充满了创业色彩。
早年，出自西班牙平民家庭的雷诺，住在巴塞罗那的贫民窟，他家附近有个火车站，过往的都是拉煤车，还有很多专门产煤的工厂。“那个地方到处都是烟，天都是黑的，每个煤矿工人都穿着制服，下班骑自行车回家。”
若干年后，当雷诺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感觉北京和童年的巴塞罗那“完全一样”，这让他“很有亲近感”。
这个贫民窟中长大的少年，对红色中国充满了好奇——西班牙政府要求所有国民断绝与共产主义世界的联系，带着一股逆反情绪，雷诺通过“地下手段”弄来一本法语版的《毛泽东参考》，津津有味读了起来。
“你不能阻止人们去学习。”他说，“如果当时被政府发现了，我肯定要去坐牢的。但是，现在，你知道，一切都放开了。”
到哈佛攻读博士时，“拖家带口”的雷诺，还是生活拮据——毕业前夕，为了提前订便宜的机票，他甚至猜测尚未分娩的孩子性别。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我们无法判断快出生的那个孩子是男是女，但又必须替这个孩子订机票。不定名字就没法给这个孩子订机票了。”
雷诺说，他“冒险”猜测自己的这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并为尚未出世的“儿子”起了名字，然后，才订了机票。
“每个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不仅仅是纳税。”雷诺说。
当年，哈佛商学院有一位教授，热衷于在世界各地创办商学院，且不求回报，这给了他重大影响。因为，随着商业世界发展、全球化企业出现，战争终将变得没有意义乃至消除。
“感谢中国的帮助”
作为一名讲授创业学的教授，出身于哈佛商学院的雷诺，将在中国办中欧也当做了自己的一次创业，不仅为其制定详细发展规划，甚至连MBA和EMBA的具体实施方案，“都展示给上海市长看过”。
那是中欧项目成立十年的时候，在北京惨淡办学的团队，从北京迁至上海，雷诺记得，开学时，全校只有30名MBA学员，“校园没建好，只好借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室，作为临时教学场所。”
如今，中欧仅上海校区，就在60亩校园的基础上，又扩建了3.6万平方米的建筑。2010年4月，占地3.3公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新校区，已经落成并将投入使用，这让雷诺很开心。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你都要意识到自己的潜力。即使当时只有那么小的规模，但我仍然认为中欧会有很大的潜力，最后，我们做到了。”
雷诺说，当他请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来设计校园时，“很多人不相信，会办成这么大吗？”
实际情况是，1994年至今，中欧已培养MBA和EMBA毕业生近10000名，培训经理人80000多人次。
而且，中欧已经开始走出中国——2009年，其在非洲加纳创办EMBA项目。在一次晚宴上，一位班委会主席发言说“我们要非常感谢中国对我们的帮助”，这是雷诺生平第一次在国际公开场合听到一群人表达对中国的感谢。
“非常开心。”雷诺说，“以前，在欧洲的商学院，大家常说的是，‘我们要感谢美国’，很多欧洲的商学院，都是在美国帮助下建立的。现在，中国开始在非洲这么做了，中欧起了个头。”
每年中欧学员的毕业，也是雷诺感到开心的时候。“在这里能看到的学生们的激情，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看不到的。”他认为这一点也是中国当下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现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趋于平缓，原因在于人们的激情大不如前了。”
“如果说，我们中欧在全球有什么优势的话，我认为，就是在正确的地方——中国、在正确的时间段内——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做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个事情。”采访的最后，雷诺说。
记者：我们知道，你身上有很多头衔，你现在主要从事哪些工作，如何分配自己的精力？
佩德罗·雷诺：作为一名教授，我有25%的时间是用来教书，作为中欧的院长和哈佛商学院的执行董事，我有50%的时间花在管理上，在剩下的时间里，我还担任其他一些公司的董事，然后，还会写一些文章和书。
基本上，在坐飞机的时候，你才有时间用来写东西。
记者：从1994年至今，中欧已经发展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你认为这里面的原因何在？与哈佛商学院等名校还有距离吗？
佩德罗·雷诺：哈佛商学院始终是商学院的老大，我们只能尽量拉近与它的距离。如果说，我们中欧在全球有什么优势的话，我认为，就是在正确的地方——中国，在正确的时间段内——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做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个事情。
我相信，中欧在今天取得如此成就，原因就是“创业精神”。在欧洲或美国的商学院同行还在等待命令、重复工作流程时，我们的员工已经卷起袖口、大刀阔斧地在干了。我们这个团队，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团队相比，都不逊色，这是中欧发展的引擎。
我发现自己总是下意识地在会议和活动之间飞速穿梭，而不是闲庭信步。“Running”（奔跑）是中欧的常态。做任何一件事情，总会遇到很多问题，我唯一不担心的，就是中欧内部没有问题。
记者：有人曾将你比作新时期的传教士，你认同吗？
佩德罗·雷诺：我不是，因为，传教士主要靠说，我不喜欢说，我喜欢做事情。
金钱始终是非常有限的，带给你的满足感也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退休的那一天，但对社会的贡献才更使你感到满足。
记者：我们看到，2005年，你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预计未来十年内一定会有中国的汽车企业去并购国外企业。巧合的是，现在吉利刚好收购了沃尔沃，请问你的洞见从何而来？
佩德罗·雷诺：中国企业肯定会去收购的。有两个原因：一是，现在如果想成为一个业内领先的企业，你首先就必须全球化。中国的市场是足够大的，在中国当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企业，那么这个企业就是不完整的。
美国的企业是在上世纪60年代意识到这一点的，欧洲企业是70年代认识到这一点的，日本企业是80年代意识到的，中国企业很快也将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其中有一些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进行对外收购，就不会有一个清晰的未来。同样地，如果南美洲和非洲的企业不这样做，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领先的公司。
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些银行在伦敦开办分行，中国的通讯公司在欧洲有业务，美国和欧洲也有中国的制造业。刚开始可能这些行为是低层面或者小规模的，但是这十年你会看到规模会越来越大。
记者：以前中国企业的收购都很艰难，比如联想收购IBM，TCL收购汤姆逊，为什么中国企业的收购至今成功的案例不多？
佩德罗·雷诺：就你刚才提到的这两个例子来说，虽然不是说很成功，但也不能算失败。
而且我们总是有一种倾向，就是老盯着这两个例子，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就没有太多谈论，比如华为在海外就拓展得很不错，包括联想今年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另外有一些公司他们可能也有收购行为，但是由于他们行事比较低调，比如收购的结果比较好，但也没有太多的宣传，所以你并不知道。
我觉得吉利收购沃尔沃会成功的。
记者：为什么？
佩德罗·雷诺：首先我个人很钦佩李书福，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管理者。他在企业里创建了一支非常好的管理团队。他非常重视人才的教育，他在企业内部办了吉利大学，培养技术人才。而且他一直很重视出口，把车出口到不同的国家。在他的战略里一直强调吉利要成为一家全球性的企业。
沃尔沃是一个名声非常好的品牌，是一家质量很好的公司，之所以有困境也是由于管理不当。有了好的管理之后，它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资产，不管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欧洲，你都可以从这个资产中得到很多。
记者：沃尔沃是个高端品牌，吉利在中国也只是个低端品牌，这其中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佩德罗·雷诺：不能说中国的产品质量不好，只是有时候达不到欧洲或者美国的标准。
而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考虑一下，这些标准达不到，是不是有些标准本身就是不必要的？在谈到车的时候，总是不断地给它设立新的标准，然后强制这些车去满足某一个新的标准，但是这些新的标准真的就让车变得更加安全了吗？
就吉利来说，很多的中国老百姓都想买车，其中很多人都是买第一辆车，他们的选择要么是等很多年然后买一辆质量很好的车，要么就是买一辆便宜的，质量还说得过去的车。（记者：陈磊 实习记者：柯文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