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上午，上海下着宛如细丝的秋雨，在淮海东路的一个办公大厦里记者见到了有证券业教父之称的阚治东。阚治东的办公室很大，办公桌后面是一个很大的书柜，屋内摆设色调沉稳。记者见到阚治东的时候，他正在为一大箱子书签名。他对照着一张纸上的名字一一签名。自从新书《荣辱二十年》出版之后，阚治东一直需要应对给书签名，“这本书写了不到三个月吧，但这材料的积累已超过了10年。”
著书立说者，在写作时总是需要想象着某某看到作品时的情形。那么阚治东的书是写给谁看的呢？“首先是申万证券、南方证券以前的同事、朋友等；书中提到了工行早期的情况，自然包括工行的老同事；其中也涉及上海、深圳两地市政府；以及参与关注证券市场的人们。”
阚治东看上去很干练、很精神，对工作充满激情。在人生经历几度沉浮之后，阚对记者表示，最重要的依然是要做点事情。阚治东从南方证券离职后从深圳回到了上海，但南方证券的任职让他在2006年遭遇了21天的牢狱生活。2007年，深圳检察机关终于撤消了对阚的起诉，阚重获自由。同年阚治东与尉文渊合作，开始专心做PE投资。股权投资，这是二十年来，阚治东最想做的一件事。
台湾圣严法师很是推崇“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这一句似乎描述了阚治东一直以来执着的事业追求。阚在回复友人的博文中曾写道：“现在我带着一帮70后、80后到处看项目，干得很充实；突然又想起东坡先生的另一首词，可以形容我此时的心境：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关于327国债期货风波
“爸爸，我看到有书上说如果当年上海交易所的尉文渊不取消掉万国证券最后8分钟的交易量，万国不会损失那么多，反而还可能是有赚的，管金生也可能就没事，是吗？”儿子的一句问话让阚治东很震惊。
“其实，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道理，当天不是国债期货的交割日，按最好的情况，管金生实现了浮盈。第二天国债利率提高的消息一出来，国债期货还是要涨的，浮盈还是要亏回去的，到交割日还不是一样亏损严重。”阚治东坚定地反驳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论调。
“当年上海一年向中央政府上交的财政收入是105亿元，交易所取消掉了万国的交易额，万国亏损十几亿；如果不取消掉，万国接下来可能亏掉的更多，那就不仅仅是亏掉一个万国的事情了，也许能亏掉上海一年向中央上缴的全部财政收入。”阚治东认为如果当时交易系统有今天这么发达和完善，万国在没有追加保证金的情况下是不能挂出如此大笔的卖单的，自然也就没有了该不该取消掉万国最后交易量的问题。
在当时的环境下，证券市场刚刚开始，没有足够的监管和经验。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有一些成为了今天证券市场的先行经验，也有一些成为了证券市场的试错石。那个时代的二级市场简直能称为庄家时代，万国证券是国债期货的空方，而对手方是当年的中经开。中经开在与万国的较量中赚得盆满钵满，但最终还是因为涉嫌操纵银广夏等股价而最终解散。在那个庄股的年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中经开也没能逃过坐庄致死的命运。
此后，庄家吕梁、德隆系等证券市场的庄家陆续倒塌，一个机构投资者主导的证券市场规范监管的时代到来。证券市场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不仅实现了股权分置改革，还进入了全流通时代，博弈力量的多样性和严格的法律惩治抑制了庄家操纵市场，资本市场转向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
券商发展面临管理挑战
“万国证券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激进的，相对地，人们认为申银证券保守。其实当年的申银证券并不保守，相反却是很进取的。万国在与申银的竞争中，第一只A股、B股都是申银承销的，对于第一只B股电真空的发行，万国证券非常重视，但最终还是没能竞争过申银。”
“企业的业绩和管理密切相关，做企业要用制度管人；而不是人管人。当年申银在员工激励制度等方面都有完善的制度。当年，申银和万国的竞争，制度也发挥了很大的优势。”
如今券商业内各个券商的江湖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1997年合并成立的申银万国，1999年合并成立的国泰君安虽然依旧是国内的行业龙头，但是近几年的发展速度显得慢了些，有同样问题的还有银河证券；而近几年发展迅速的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平安证券开始锋芒显露。阚治东认为当年申银证券能竞争过万国证券的关键就是合理高效的企业管理制度。
创业板退市损害投资者利益
记者：如今，创业板快一周年了，这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您认为创业板成功吗？
阚治东：创业板总体来说是成功的，有很多企业上市了，投资有了新的退出渠道。但当下讨论的创业板退市，我认为没有必要。保护投资者要做好信息披露工作，退市与否与此无关。公众股东众多，退市影响也很大，可能形成社会问题。公司业绩不行了，股价下跌就是了。买股票看的是性价比，股价足够便宜了就会有吸引力。香港有很多股价很便宜的股票，可以以低价买入做“壳资源”的生意。交易所并非只有精品。
记者：最近，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加快，新三板的扩容要开始了，您对现在国内的三板市场有什么看法？
阚治东：现在三板的流动性不好，国内的OTC市场是需要建设的。流动性不好一方面是因为融资能力弱，另一方面是交投不活跃。根据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要求，建立全国性质的场外市场是非常必要的。现在中关村的新三板模式是最有活力的。推进三板市场发展还需要成立一个交易所实体，建立独立的行情系统、信息披露系统。三板改革中提到的做市商制度是很好的，能够活跃交易。我们当初最早的静安寺证券营业部的证券交易就是做市商模式，每天挂一个买入价，挂一个卖出价。
记者：券商行业经历二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绩，您认为该行业目前还有哪些不足？
阚治东：券商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交易渠道和发行承销。从经纪业务看，券商有以极低佣金率恶性竞争的情况，这对提高券商服务水平没有任何帮助。从今天券商行业经纪业务的服务水平来看，还不及当年我在日本学习时日本券商的服务质量。券商投行的保荐人制度真是值得讨论，保荐上市是一个公司的行为，保荐代表人如何对项目问题负责？投行成本很高也与此有关。现在一年也就上市几百个项目，一千多个保荐人也用不过来。
记者：第一代券商掌门人的集体沦陷让很多人认为，券商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阚治东：高危行业看怎么说，如果从业务来看，券商的经营风险就是自营和委托理财。2002年到2005年券商全行业亏损就是与委托理财有关系。现在代客理财已经叫停，委托理财有了严格管控，这方面的风险可以控制了；自营方面只要控制规模就不会有大的风险，一些业绩不好的券商可能想从自营上捞点业绩，但往往有的时候就陷进去了。另外就是券商行业有一些政策性风险，当年这种风险比较突出。最开始交易所和券商都属于地方政府管，而中央政府可能与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管理目标。
记者：您现在做PE行业，过去您在深圳创新算是国内PE的奠基人，您认为，国内PE行业发展处在什么阶段？
阚治东：近些年PE行业确实发展很快，但具体的规模却还没办法统计。现有的一些统计也不过是仅限于统计者知道的。从资金来源方面看，应该说PE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再过些年会更好。现在拥有闲置资金需要投资的还多是“富一代”。他们对投资关心得很多，很多时候不放心由专业的基金来投资，不相信投资基金的专业性，更相信自己的判断。等到“富二代”、“富三代”的时候，资金来源的大环境能更好些。从投资项目方面看，PE更愿意投资有上市预期的企业，毕竟投资是追逐利润的，退出途径很重要。大家都说PE要支持技术型企业发展，但从我看过的项目来看，还从来没有遇上过原创性技术公司，都是一些创新性技术企业。国内的企业都是引进国外的成熟技术，再加以改善投入使用。像我们早期投资的华锐风机也是买的国外成熟技术进行的改善。如果真的碰到了原创性技术公司，我想我会考虑投资的。
记者：考虑过打算继续工作多少年吗，工作之余如何放松？
阚治东：还真没考虑过要继续工作多少年，可能要继续到有一天真的干不动了吧。我们这个行业，我再做10年、20年没有问题。现在身体不错，我不爱生病，所以没有考虑过。现在感觉工作和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比较协调，没有过大的工作压力。平时喜欢看书、看电视剧，有时候朋友约我，我们一起去钓鱼。在上海好像打高尔夫的人少，深圳要多些。也喜欢到处走一走旅游一下，但机会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