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业重金属超标背后

 　　“无毒不烟”，坊间早有此说，但当它被真正推向了公众平台之后，却引发了烟草业的集体震荡。

　　日前，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九届亚太烟草和健康大会上，研究者理查·奥康纳发表报告《中国销售的香烟：设计、烟度排放与重金属》指出：13个中国品牌国产香烟中铅、砷和镉等重金属成分含量超标，其含量与加拿大产香烟相比，最高超过3倍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烟草业管理者和生产者则群起反击称：报告不科学，这是跨国烟草公司为进一步扩展中国市场制造舆论声势。

　　针锋相对的背后，中国烟草业到底掩盖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一场针对体系化监管的全方位调查也由此展开。

监督不力 源于体制之失

　　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行政职能和经营职能在实际运作中往往混为一体

　　本次事件中提出了一个概念：重金属超标。

　　对于行业来说，重金属超标绝对不是一个新鲜词，而它的产生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土壤，比如跟随污水、城市废弃物进入土壤的重金属会导致烟草在种植过程中重金属含量超标；此外就是人为添加，比如在香烟加工过程中会使用香精、香料，并有可能会与机械产生接触。有研究表明，如果重金属超标，在烟叶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烟焦油、一氧化碳、芳香烃和重金属等易造成人体的慢性中毒。

　　而奥康纳在报告中指出，中国13种重金属超标的香烟品牌为：白沙、大前门、都宝、红双喜、黄金叶、Happiness （吉庆）、红河、红金龙、红梅、红旗渠、红塔山、石林、壹枝笔。至于重金属超标的原因，他认为是由烟叶生长的土壤带入，而非在加工过程中的人为添加。

　　据记者了解，香烟中究竟含有多少重金属可被视为超标，国际上至今并未有明确的标准，奥康纳所引用的只是将加拿大香烟作为参考标准。于是此报告一出，就引发了中国烟草业的“自卫反击战”。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国家烟草专卖局了解到，目前该局的态度是“尽快核查报告的真实性”，而核查之责将交由烟草专卖局下属的科技司负责。

　　国家烟草专卖局科技司副司长王献生指出，目前证实被列入超标名单的13个品牌中已经有3个品牌于两年前退市。“目前关于香烟重金属含量的标准，不仅中国没有，国外也没有，加拿大人的报告并不科学。”

　　川渝中烟和云南红塔集团的人士也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示，目前经过新一轮整合之后，中国烟草在种植和生产环节没有加入重金属的可能，而且所有的香烟生产均受到烟草专卖局的监管。“来自国外的这份报告纯粹是为了打击中国烟草业，为海外烟草企业大规模入华制造机会。”

　　但是，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烟草此次的反击无疑是“掩耳盗铃”。不仅调查不应由烟草专卖局主导，对烟草企业的检测也不应该由烟草专卖局来操控。

　　“目前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属于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四川烟草系统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证实，烟草专卖局的行政职能和烟草公司的经营职能在实际的运作中往往是混为一谈的。“因此所谓中国烟草监督其实形同虚设。”

　　据记者了解，中国烟草专卖局与烟草总公司属于政企合一的现状，尽管在创立初期对统管国家烟草市场、增加财政收入曾起到一定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这种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的弊端越发凸显。

　　中国控烟办主任杨功焕认为，目前烟草行业“自检自测”模式并不利于监管，消费者对烟草的具体成分以及燃烧后会产生哪些物质知之甚少，亟须引入第三方检测机制予以监督。

　　据了解，以欧、美、日等各国为例，其烟草监管机构都为独立第三方机构承担。而来自中国质检系统的信息显示，他们并没有检测烟草质量和含量的设备及权力，目前的国家烟草质检中心和各省的质检站其行政主管单位正是烟草专卖局。

烟草专卖局=烟草企业保护伞？

　　烟厂的收入中四分之三都是税金，而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这样的“商业”企业中四分之三都是利润

　　烟草系统监管的混沌局面主要是源于背后复杂的利益驱使。

　　“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即是烟草企业的控制人，他们不仅控制着烟草销售，同时又肩负着行政监督的职能。”四川大学经济学博士胡良宇曾经做过一份中国烟草行业的现状调查，他发现整个烟草的行业利润分配中，国家税收占40%、生产企业10%、零售终端占10%，而其余的40%则几乎全部为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所得。“在这种情况下，规模就是效益，本为烟草行政监督身份的烟草专卖局最后却成为了烟草企业的保护伞。”

　　贵州一位烟草工厂的财务科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账：假如一包烟的生产成本是10元（包括原材料、人工），加上消费税和增值税及城建税、教育附加等，这包烟烟厂要缴纳的税是8.5元左右。在销售环节，由于所有的烟都要调拨到烟草公司进行加价批发，这一环节还有近0.9元的差价增值税，这还不包括采购烟叶，省市烟草公司批发给区县烟草公司再批发给零售商户等环节的税。“10元成本的香烟仅仅各种税相加成本就要在20元了，再加上多个批发零售环节利润，这包烟在零售终端的售价至少在28元以上。”

　　据2007年统计，全国烟草业实现利税3880亿元，而国家税收总收入为49442亿元，烟草业贡献的税额占国家总税额的近8%，而在消费税上调之后，每年烟税将新增超过600亿元。

　　“虽然贡献税收巨大，但产烟的要比卖烟的穷许多。”胡良宇说，烟厂的收入中四分之三都是税金，而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这样的“商业”企业中四分之三都是利润。“在中国烟草专卖体制下，烟厂还要给烟草公司促销费、补点费、打假费等，甚至还有些行业潜规则费用。”

　　来自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08年湖南卷烟工业利润40亿元，商业利润是48亿元左右，2008年全国烟草商业利润是烟草工业利润的1.6倍。而2009年全国省级烟业的增长超过两位数。

　　“国家曾针对烟草公司直接增加税收，显然是看到了烟草的利润主要集中在他们身上。”上述贵州烟草工厂人士表示。

“烟财政” 从利益之争到利益失控

　　烟草业已经与房地产业一样成为中央和地方争夺的焦点

　　有数据显示，中国烟民超过3亿人，整个中国烟草行业拥有5000亿元资产和6000万从业人员，贡献着近5000亿元的税收。显然，在这样巨大的蛋糕面前，烟草业已经与房地产业一样成为中央和地方争夺的焦点。

　　“国家以提高消费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这就产生中央和地方利益之争。”云南财经大学财税研究所所长张丽华告诉记者，特别是在“烟财政”依赖度最高的云南，利益之争尤其明显。

　　据了解，“烟财政”一度占据云南地方财政收入的70%，由于消费税是中央税种，提高消费税后，地方税也相应降低，而云南为了争取中央财政的“返还”，还特别加大了在无公害烟叶上的种植力度以申请中央对产业升级的扶持资金。

　　记者了解到，身为“烟叶大省”，云南几乎每个地市州都有专门负责烟业的副县长，“他们不仅可以向上面要产业政策，还可以要土地，甚至在所辖范围内对烟叶生产销售有生杀大权，可以规定当地的烟草经销商，只能到本地的烟草专卖局购买本地香烟，决不允许蹿货。”

　　“其实，烟草业的特权在每个省市都大同小异。”上述四川烟草系统人士告诉记者，由于所贡献的税收巨大，烟草专卖局还在各地设立大片的烟草物流基地，有的甚至占地上千亩，“除了自用之外，部分出租，收益巨大。”

　　而在中国烟业重金属超标事件发生后，业界也更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烟业的管理机制。

　　“产购销和监管分离，已经被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列入了议事日程。”四川省发改委人士告诉记者，烟草业发展的现状已经要求出现一个更为科学的监管、销售、服务体系与之相适应。

　　据了解，关于中国烟草业的体制改革，如何做到更为明确的政企分开，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已作了多次探讨，有望近期形成统一意见。

　　在胡良宇看来，关于重金属超标的报告对中国烟草业来说是一种鞭策。“在卫生部出台法规实施室内全面禁烟之前，中国烟草业也应该有自己的改变，而不是寻找种种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