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前中国经济的格局以及未来的增长前景，国内、国际经济学界和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判断和预期。持较乐观判断的决策层经济学家们认为，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会高于去年，并在未来十几年中会保持一个9%以上的年GDP增速。除决策层内部的经济学家外，也有一些较乐观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高，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禀赋，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等等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上升期，因而中国经济至少还有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
相反，一些持比较悲观预期的经济学家们目前则对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比较担忧。在这些经济学家中间，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2008年以来“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渐次退出，在新一轮铁、公、基和大项目完成之后，中国经济可能找不到更多的增长点，因而要面临一个经济增速自然下行的趋势。另外，也有不少人担心，过去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竞争的体制，尤其是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政府的庞大刺激经济计划，已导致地方政府的负债越积越多，这在目前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隐患。除央行公布的地方政府7.6万亿的负债外，有学者甚至估计中国各地方政府可能有高达十多万亿的隐形负债黑洞。这些地方政府负债，85%以上都是银行贷款，还有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的其它债务融资。这么巨大的地方负债，很大部分是借贷无担保、还款无着落。虽然在这种地方政府竞争发展GDP的体制格局中，各地在短期内把GDP增速搞了上去，但这些巨大的政府负债到期后，一旦土地出让受到限制，或土地价格下滑，地方政府将无法清偿。随之，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就会转化为金融危机，最终会把中国的金融系统拖垮。有经济学家甚至担心，中国在未来可能会出现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那样的一场由地方政府负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并引致未来中国的一次“经济大衰退”。
除上述担忧外，也较为审慎的经济学家认为，尽管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宣布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在去年6月就已结束，但西方三大经济体的复苏之路将依然漫长。直到目前为止，西方三大经济体内部的失业率均持高不下，房地产和金融部门仍然问题重重，加上消费需求仍然疲软，这就导致中国过去那种依赖外贸出口每年二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模式一去再也不复返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多年持续下降，致使那种指靠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来启动内需的想法只能是一个理论上的“宏观愿望”。在这种内外格局中，除地方政府举债大搞项目建设和国有部门的巨额铁公基投入外，中国经济增长还很难有其他可行的增长思路。加之，如果房地产再在政府严厉的宏观调控中失去了强劲增长的势头，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又在哪里？又靠什么？
2010年以来，中国第一季度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GDP的双位数增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拜去年同期基数太低所赐，实在容不得盲目乐观，至少在预期中国的外贸出口有过去十多年那样每年有二十多个百分点的增长，已不再现实。第二季度以来，各种宏观指数都呈现下行的征象，这也实际上表明，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并不尽如一些决策层经济学家们所宣称的那样是“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经济虽不如一些悲观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处于“二次探底”的后半期，但增速下行，却已显端倪。
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行，是否就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回复常态”？这显然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然而，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当前的社会格局是否能容得经济有一个中低速增长？当然，在目前全世界“LUV型经济复苏”（最近，安永公司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James Turley提出，西欧复苏总体呈“L”型，北美复苏总体呈“U”型，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复苏总体呈“V”型）态势中，相比其他国家，目前中国尤其是中国政府的日子好过得多——但这决非意味着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中没有隐忧。
隐忧有哪些？除了上面所举的那些持谨慎甚至较悲观的经济学们所提出的问题外——这些都明摆在那里，笔者的最大担忧，并不在于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过后全社会投资的下行，也不在于中国企业的出口订单数量目前看来仍然只是恢复性的增长，而在于更深层的“制度与增长”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来，由于一些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长期不确定因素以及对自己财产安全问题的担忧，影响了他们的预期，导致他们在扩张自己工商企业方面的动力正在减弱。
最近，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中获知，由于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加上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不断加速，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并不缺钱，或者说并不缺少进一步扩大自己企业和公司集团的资本。相反，不少民营企业家有着巨额资金，但目前却不知如何用。近年来，政府政策多变，且不可预测，加上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发生，社会的紧张度不断增强，导致许多企业家似乎都有某种社会大变局之前的那种不安。这一格局，实际上已经导致一些民营企业家很少有动力再去发展实业，去扩增自己企业的新生产能力，去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甚至也不去“炒煤”、“炒房地产”和“炒股”，而是把自己的资产尽量“变现（钞）化”，并设法移居国外，随之也把部分资产转移到国外。
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大潮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千载难逢的出口贸易快速扩张的机会中，中国一大批民营企业家迅速崛起。他们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工厂和企业集团。这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源。如果未来中国的一大批成功企业家创生和扩大自己工商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冲动衰减了，任何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包括中国经济货币化的加速（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及一级市场源源不断的IPO，都将最终会是无效的，或者说就根本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与收效。由此看来，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和良序公正的法治社会，使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一个安全感，使企业家们都有一个光明和稳定的预期，已经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历史之要求所刻不容缓的了。
温家宝总理不久前在深圳经济特区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可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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