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7岁的王戈1993年大学毕业，由国家分配去了大连造船新厂，当时月薪250元。一年后，他离开国企，去了一家外贸企业，从事粮食贸易。第一年，就和其他两个同事携手赚了第一个100万。又过了一年，由于国家禁止原粮出口，他们的行业不复存在。从富有回到原点的王戈加入了东亚银行，成了上世纪90年代新生外企白领的一员。五年后，他转道上海，加入友邦，涉足保险业，成为公司中最具潜力的职业经理人之一。友邦的同事至今尊称他为“少帅”。现在，王戈是中加合资的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短短17年，王戈遍历了国有、私营、外资和合资等不同体制的企业，从250元的蓝领技术工人晋升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典型高净值人士中的一员。加上身处保险业，所以他对财富积累和职业生涯规划较为敏感。在最近接受记者专访时，王戈谈到了中国职业经理人与西方同行的不同，以及他们在养老规划上面临的挑战，并分享了他从富足走向合理规划的经验。
在王戈眼中，典型的富裕中国职业经理人现在处于45岁至50岁之间。这些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外企刚刚进入中国时已经30多岁，后来成了中坚力量。他们虽然也曾经历过赚六千花五千的“月光”时期，但现在普遍达到了数万的月收入，即便每月消费过万，也有足够盈余。“其中有些先知先觉者，他们已经通过基金定投和股票中长期持有实现了初步的养老规划，产生了一定的积累。”
王戈同时指出，这些人中也有人入股别的公司，进行实体投资，不过这类情况所占比例不大。但是，还是有大量的人认为钱财才是现实存在，对未来退休之后需要多大的花销、维持生活品质需要有多大的成本没有什么考虑。去年年底，永明金融以经济收入中高层为主要调研对象，发布了一份名为《对生活方式、态度和关系的研究》报告，称28%的中国受访者要“撤出部分（投资的）钱并持有更多现金”，而相对应在印度只有7%。报告显示，受访者更相信现金，却不知道如何争取更多回报。
分析其中的原因，王戈指出，职业经理人有一系列共同的“错觉”。
谈到富足的生活，人们也许首先想到的是旅游。现在，这部分人的很多旅游待遇都是“拜公司所赐”，比如出差住五星级、乘飞机坐公务舱等。“连刷的卡都是公司的。”王戈说道。“到未来退休的时候，这些都需要自己来支付。”据了解，现在到法国小镇做一次深度游，为期九天，一个人需要3万左右的开销。一年下来，退休后每个季度一次的旅游，每年可能就需要二、三十万。
在中国高端人群的社交方面，也有一个特殊现象：自我创富成功的企业所有者和500强的高管很多年龄、地位和财力相当，并且经常走到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在王戈看来，依靠自身创意和能力创富的人，与依靠打工积累财富的职业经理人并不对等。他们的消费水平并不在一条线上，“然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打同样的球，去同样的地方旅游。” 这对后者会形成一种无形的消费压力。
此外，医疗方面，富有的人群都希望得到专享的服务。王戈提到，北京一些高端医院的确可以派专家上门看病，“甚至可以监控你每天的心跳。但是，这一套服务，在不生病的情况下一年就需要60万。”在加拿大，一方面有普遍的高福利，另一方面又有企业年金，相对来说个人对退休理财的依赖不高。而在中国，高端人群目前主要还是靠个人积累。他认为，理想中的规划起点是33岁，“但是前提是你已经有了房子、车子并解决了婚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