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结构调整的政策实施，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势头出现了下降迹象。此时应格外注意“政策的叠加效应”。就各项措施单个来看，抑制楼市泡沫、人民币汇率升值、收缩银行信贷、清理地方债、强制实施国家节能减排指标、关闭清理产能过剩企业、下调出口退税等等，对结构调整都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若没有“增长”这一大环境的保证，政策叠加后的效果可能事与愿违，结构调整或将变得越来越难。
东欧大刀阔斧地市场改革的失败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结构调整至今为止都没有见效的诸多案例，都在阐述一个共同的原因：因为经济增长不断下滑， 市场改变了对未来投资和消费状况的乐观预期，而不断强化的悲观情绪和由此产生的“保守”的行为，让“结构调整”无法产生当初所期待的“经济效益”。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现在捍卫自由贸易理念，坚持“内需和外需两条腿走路”，就是在为结构调整赢得宝贵的时间！也就是说，通过打开出口的局面以控制由于内需不足导致增长下滑的趋势，从而为我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由此带来的不断提高的市场消费动力提供坚实的基础。依据这样的判断， 那种因为要缓解美国对人民币升值不断施压的局面，中国会率先加息、会让人民币大幅升值、甚至会对外开放资本市场等估计，此些措施大都有些牵强附会。
不能否认，任何一场金融危机过后，都会凸现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及其外部对其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而且，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经济周期上扬的阶段，资产价值被市场疯狂地推高，而负债的偿还能力也会被资金加速的周转所提升。相反，一旦经济周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向下调整的时候，作为探测经济发展好坏晴雨表的资本市场就会开始做出敏感反应，而且，如果周期调整开始得越突然，那么市场的反应就会越激烈。本来完全处在良好的财务状况的企业，就会因为资本市场价格的破坏和流动性周转速度的急速下滑而出现了严重的“资不抵债”现象。尤其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阶段，金融全球化的速度和深度也随之加大，于是，部分企业和机构的财务危机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一个国家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一旦这样的恶果出现，常常会让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政府及其监管部门感到束手无策。到目前为止，大量的经验事实表明：金融机构越是挑战“高收益”的业务就越容易会暴露出这种“天生的”经不起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脆弱性。因此，为了保证今后世界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巴塞尔协议在不断修正，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对银行业的审慎性指标（比如，资本充足率、损失拨备率等）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目前，中国银监会也顺应这样的发展趋势，在整顿我们曾一度放贷过猛的银行业。
但是，全球一起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各国政府就此形成了“共识”，如果因为国内经济“自身难保”而无法参与国际协调的行动（比如今天欧美国家根本没有意愿去与日本政府一起共同干预外汇市场推高日元），那抗衡危机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就会不断降低。于是，海内外基于对金融危机形成机理深刻反省后所提出的很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建议，也只能等到“后危机时代”真正到来时才会付诸行动，才会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由此，当下的结构调整，不能忽视坚持自由贸易和节能减排的理念“共同并举”的重要性，不能忽视结构调整和“新的增长点”相辅相成的关系建立，如果只“破”不“立”，只“堵”不“疏”，那么，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就会在盲目的“结构调整”中逐渐消失。
至于目前消费者物价水平上升所带来的银行“负利率”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加息”来解决。即使“不对称加息”，在现阶段也是弊多利少。因为现在银信中间业务叫停了，房贷又在大力整顿，地方债也不能再支持了，信用卡业务更是在收缩。结构调整让贷款整体规模出现下降态势，“揽储”包装财务的行为也在受到强有力监管。再加上审慎性监管的要求随着新巴塞尔协议的出炉会变得更加严格，如果只加“存款利率”，那么银行就可能“无路可走”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银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让银行来承担全部成本会危及国家的金融安全。
当然，当下欧美经济的发展态势与亚洲不同：在美欧，核心通货膨胀率尚未大幅上升，通缩仍是他们担心的主要问题。而东亚各国，比如韩国、印度、泰国、印尼的通胀和资产价值都在大幅上涨，韩国和印度不得不率先加息。中国政府“不加息”，选择信贷管理和直接平抑物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今后，在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抗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的努力将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不管怎样讲，中国政府目前的选择依然会是以数量调整为主，然后，在适当时候会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以增加游资的换汇成本和减少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最后，在经济结构调整基本到位的情况下，才会上调利率，释放退市信号——当然时机选择最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同步，以减少中国单方面退市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成本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