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足管中心主任、耐克高管，先后随谢亚龙一起被协助调查。国家队主场经营、商务开发的黑幕问题，继南勇涉案之后，再次随谢亚龙爆出。
谢亚龙在担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五年期间，中国足球在各级战线成绩全无——国家队冲击世界杯在预选赛阶段早早出局；联赛裸奔，并因豪赌奥运被拦腰斩成七段；豪赌的国奥队在北京主场三场全输，而且连续发生打人丑闻，可谓输球又输人；曾经的“铿锵玫瑰”中国女足也在此期间沦为世界三流、亚洲二流……
对他来说，曾经惟一值得称道的是在足协经济领域的口碑还算不错，比如在中超冠名等问题上与南勇的抗争。他被认为“庸官”而非“贪官”。但随着警方的立案侦查，谢亚龙的五年任期被全盘否定。
中国足球圈内的很多人都对此感到意外。因为谢亚龙一向以廉洁奉公、与“假恶丑”势不两立的形象示人。足协有关联赛商务开发、国家队经营等“肥差”工作，他一直不插手，都分给副手南勇和杨一民负责。根本不懂足球的他，虽然说出了很多贻笑大方的话，如“叉腰肌”，但同样也被认为无力操纵比赛。
前中国队主帅米卢就说：“感觉谢亚龙是一个低调、踏实的人，很难看透他的内心世界。”熟悉谢亚龙的人也说，他喜欢思考，喜欢写文章，看上去更像个书生。在总局内部，他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理论型干部，翻开他的简历——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体育科研所副所长、总局电子信息中心党委书记，的确有多半的经历在这些理论型单位工作。
谢亚龙到底是何许人也？
他于1956年出生在重庆，此后早早离开父母，随哥哥在陕西宝鸡长大。
1973年，17岁的谢亚龙在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上一举夺得100米第一名，初露尖尖角。此后他入选陕西省队。1979年初，风华正茂的谢亚龙意外受伤，不得不提早离开田径场。退役后做教练的他很快完成角色转换，仅半年多时间，其弟子章惠芬就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以59秒79的成绩夺得女子400米栏金牌。
谢亚龙深知要想将事业干得更出色，必须继续深造。1980年，谢亚龙放弃教练工作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体育学院教练员本科班学习。
之所以说谢亚龙在体育总局内部算得上一号人物，要从他仕途的起点说起。他是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专职秘书。随后，在尚不到40岁时，便被任命为当时的体委群体司司长，成为了体委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局级干部之一。2000年，他出任体委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中心——田径管理中心主任。
随着谢亚龙走向工作前沿，他也逐渐为人熟知。刚到田管中心，谢亚龙就语出惊人。他公开表示：“不杜绝田径界的兴奋剂问题，我就下台，宁愿去北京前门卖大碗茶。”他在悉尼奥运会前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者，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原定的38人减少到26人，其中包括当时还风光无限的马家军成员。为此，马俊仁曾“质问”过田径中心和谢亚龙本人，谢亚龙说，中国田径兴奋剂问题不解决，将会严重影响中国体育甚至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无论涉及到谁，都要一视同仁。最终，作为重点项目的中长跑在悉尼奥运会上颗粒无收。
不过，中国田径在悉尼奥运会上还是收获了一枚金牌——王丽萍的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结束后，中国田径队领队谢亚龙说：“我们今天是靠牺牲刘宏宇，用一块银牌和一块铜牌换来一块金牌。王丽萍在实力上与刘宏宇存在差距，但正是由于刘宏宇失利，王丽萍才夺得一枚金牌，这是我们战术的胜利。”此言一出引发轩然大波，因为有点类似于中国乒乓球界经常出现的“让球事件”。这也令王丽萍很气愤，“团部根本没有牺牲刘宏宇保我的战术，不知为什么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
随后，伍绍祖退休。谢亚龙在田管中心和副手尚修堂矛盾暴露，袁伟民对其二人各打五十大板，双双调离田管中心。2002年2月，谢亚龙被调至体育科研所任副职。半年后，又被下放挂职到陕西安康任地委副书记，主管宣传、文化和体育。
两年后，挂职回来的谢亚龙任总局电子信息中心党委书记。他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那段时间一直过得很郁闷。但他没想到人过中年后还会有第二次机会——伍绍祖在新任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拜访之际，出于旧情提到了谢亚龙的名字，那是2005年年初。
爱出风头的性格在这时候再次体现。谢亚龙向总局领导抛出了一份“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的论文，得到总局领导的高度赞赏。在和领导的面谈中，谢亚龙主动请缨去中国足协工作。
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在谢亚龙被抓后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表示，谢与他在北京会面时曾透露，当年是他主动向体育总局请缨前往中国足协“组阁”的。此前，谢亚龙面对足协及媒体时，一直声称是被领导紧急安排、临时披挂上阵。
到足协工作后，谢亚龙又被加上了一条“罪状”：外行领导内行，不懂装懂。
在足球领域，谁都知道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奥运会足球比赛因为限制年龄，形同“鸡肋”。但当世界杯预选赛和奥运会赛程相冲突时，他为了政绩，不顾所有人反对，作出了牺牲世界杯、力保奥运会的决策。
足协内部对此是有反对意见的。这时候就不得不说到南勇——先期“进去的”另一位足协一把手、谢亚龙的继任者、谢亚龙当政时期的副手。当谢亚龙赴足协任职时，同是正局级的南勇因为在足协工作长达10多年之久，根本不把空降的谢亚龙放在眼里。两人互相到总局告对方的状，谢亚龙说南勇阻碍改革，南勇则痛斥谢不懂足球。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时，爱福克斯案帮了谢亚龙。
2006年，南勇介绍的、来自英国的一家网络公司爱福克斯以600万欧元的价格签约冠名中超一年，但这笔款项并没有如约汇入中超公司，而只是支付了60万欧元的首付款，该笔款项在中超公司的账户只走了个形式，在到账后立即被作为代理费划给了中间方。就此造成中超5400万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流失。
这事搞得南勇一下子灰头土脸，在之后三年多的合作中一直处于退让状态。南勇一会儿被谢亚龙“商量着”去分管国家队，一会儿改管国奥队，一会儿又负责联赛。轮岗的原则是，谢亚龙见某段时间国家队成绩好时，就自己去管国家队，调整南勇去国奥队；某段时间杜伊率领的国奥队打得不错，他则重新回归国奥队，让南勇再去干别的。对待杨一民也是如此。杨一民曾长期掌管“国字号”球队，但谢亚龙安排他去分管联赛。
谢亚龙还善于在球队安插亲信。比如杨一民分管国奥时，安插亲信李晓光任领队，直接向他汇报球队大小每一件事；在女足则安插了李飞宇；在国家队安插蔚少辉……这让分管的南勇和杨一民顿感掣肘，而这两位也并非等闲之物，索性最后让强势的谢亚龙一手遮天，眼看着他力行 “奥运至上”和“行政足球”的政策。之后的“外交失利”、“抽到死亡签”都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失去积极性后的必然结果。
不懂装懂，就闹出了“叉腰肌”的笑话。谢亚龙在总结女足奥运失败的教训时表示：“女足姑娘肌肉群中最缺训练的是叉腰肌。”不仅女足姑娘们不知道叉腰肌在哪里，据悉，谷歌、百度上也没有叉腰肌的介绍。谢亚龙开辟了医学、人体解剖学的新课题。
这时期的中国足坛，已经假赌成风。2005年，时任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曾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集中打击足球赌博犯罪活动；2006年4月11日，公安部和体育总局联合下文，对足球专项整治，进行三项打击。
但谢亚龙对足球圈内的打假扫黑没有兴趣，他把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业务分给副手负责，自己专心于奥运备战。正是这段时间，中国足球在成绩跌入谷底的同时，假赌黑发展到了极致。
直至谢亚龙被立案侦查，有关他的犯罪事实也很少被曝光，甚至连传闻都很少。无力操纵比赛，是对他的一致分析。不多的传闻集中在爱福克斯冠名的问题上，但也仅停留在渎职的层面，当时，一手操办此事的一直是副主席南勇。
不过，人对钱物的追求可能是天生的。当谢亚龙调离足协，被总局任命为中体产业任董事长时，14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曾经让谢亚龙喜出望外，特地跑到总局再三核实。关于金钱的一个流传更广的故事是，他任A3联盟秘书长时，有约2万美元的薪水。A3联盟让谢亚龙提供个人银行卡号，谢提供了他在中国足协的工资卡，当A3把钱打到卡上后，足协财务人员按国家规定扣除了个人所得税，结果谢亚龙怒气冲冲跑到财务室质问：“为什么钱少了”？财务人员解释扣了个人所得税，结果，谢亚龙大声地训斥该名财务人员，并强行要求将那笔扣掉的税款补回来。这让财务非常为难，但最终，扣款仍然回到了谢亚龙的卡里。这是中国足协人人尽知的故事，让谢亚龙在足协的威信极度下降。
这次，和蔚少辉、李冬生一起被警方带走，难道说明谢亚龙也和国家队及裁判问题有关？众所周知，蔚少辉是谢亚龙的亲信。当时的国家队领队是朱和元，被认为是南勇的人。2006年10月，谢亚龙利用轮岗机会把朱赶到青少部，而将几年来一直边缘化的蔚少辉调入08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直接对他负责，凡和奥运有关的事务均可插手。年收入仅10余万元的蔚少辉异常高调，开宝马，戴劳力士、欧米茄，穿Burberry，他被传言和“国脚资格出售案”有关。前国奥外籍主帅杜伊在离开中国时，也抱怨蔚就是“黑社会”，总要求安排和他关系好的球员出场。
李冬生则多年把持“腐败多发部门”——裁判委员会主任。先期被抓的、他的继任者张健强，及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三名“金哨”裁判都已招供和假球、商业贿赂、操纵比赛等罪行有关。（记者：朱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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