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过不掩功，功不抵过的争议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昔日偶像，又曾是“共和国长子”的掌舵人；他们将企业做出了惊人的业绩数字，但却不是真正的现代企业家；他们是官员，也是董事长；他们既在仕途，也在商海；他们既被体制所惠，也为体制所累……那些央企、国企的掌门人，在这样的尴尬中，往往生出“59岁现象”，伴随的是牢狱之灾，让原本顺理成章的退休生活，变得让人既深感痛心，又颇为无奈。
体制有疾
通过在南京小营药业的顾问身份，2008年，出狱10个月后的赵新先宣布重出江湖。
23年前，时任广州南方医院药局主任的赵新先其实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不过，后来他选择了创业，建立了南方制药厂，随后成立了三九集团。
三九集团当时的成功直至今天看来都让人颇觉振奋——19年时间，三九总资产逾200亿元、下属400余家子公司和3家上市公司，涉足药业、农业、房地产、食品、汽车、旅游等“八大产业”。
而直至今天，“三九胃泰”、“三九感冒灵”等仍在高度厮杀的OTC（非处方药）市场拥有极高的品牌价值和美誉度，被视为行业营销的模板和经典案例。
但随后，赵新先倾尽全力打造的三九健康城项目，最终使他和三九深陷泥潭，不仅负债百亿，超期服役的他也被国资委“宣布”退休，一年后，以“滥用职权”被收押入狱，三九帝国轰然倒塌。
分析赵新先起伏的人生曲线，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三九健康城的运作让赵新先和三九集团长期隐藏的公司治理问题都暴露出来，三九得的是“体制病”，而作为央企掌舵人的赵新先，成败都在其“教父”的身份上。
对三九而言，赵新先是董事长，也是一人说了算的教父——他一人兼四职，党委书记、总裁、董事长，以及监事会主席。
批评者认为，在三九发展初期，这种“相对集权”的治理形式有利于企业快速发展；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三九机制的局限性迅速显露，形成了高度服从的企业文化——三九衰败其实早有预兆。
对此，赵本人其实也很明白。
2004年，三九引入印尼第一财团力宝集团作为战略投资，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三九意在还债的猜测，接受采访时，赵新先曾坦言，引进力宝集团，还债是一个方面，根本上来说，是为治疗三九集团的体制病——这是理解此次大规模重组的根本。
但此时自我调整与拯救显然为时已晚，当年，赵被国资委“宣布”退休，第二年旋即收押入狱。
“自己抉择计划，自己执行，无人监督，没谁能制约他。”刚刚卸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评价赵新先时指出，“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短处。”
个人实现
和赵新先一样，褚时健也正是在高居权力塔尖的时候被拉下来的。
褚时健事发后，有人回忆其在位时的情形——他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他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甚至有中央领导称其为“印钞工厂”，功绩显着；但站在法庭上，这位红塔集团掌门人说，“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前的工资是92元，奖金是当时全厂最高的6元，再加上其他的总共月收入才110元。十年后的今天，厂子搞好了，我现在月收入也只有480多元。”
“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褚时健后来这样供述。
类似的表达在伊利集团前董事长郑俊怀那里也曾经有过，“我什么都没有了。”出狱后的郑说。
59岁褚时健牵出的世纪贪污案，在随后几年里都一直是社会议论的话题，国企转型期的资产和官员管理，不仅对于国家，对于整个社会视角的转变，都未尝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就此指出，为管理人员提供合适的激励机制，才能吸引优秀人才并充分激发其创造性和积极性。如果缺乏对退下来的管理层的利益实现，他们就会通过任人唯亲的非正常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利益，而不能从股东利益出发选择最有才干的接班人。
他认为，虽然在国有企业管理层任免行政化的情形下，管理者并非真正的企业家，很难通过经理人市场去合理定价。但唯有从根本上摒弃组织部门对企业人事的干预，把管理层的任免与考核彻底交给董事会，才能真正实现国企管理层的职业经理人化。
“我们国家对企业家的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赵新先曾谈及，“把他们当成政治家、公务员了。”
赵自称是“中国最老的农民工”、“三无人员”，因为军转民衔接不畅，退休手续一直办不下来，没有退休金、医疗保险，没有产权房，还在深圳住着三九集团的职工宿舍。
“成绩是主要的，”赵曾自我总结说，“犯了错误，也应当给予正常人的待遇。”
70岁的时候，因为严重糖尿病保外就医的褚时健转投水果种植，开始在云南哀牢山种植冰糖橙，除了简单稼穑中获得的快乐外，还有一些小小的乐趣来自他昔日的故事和影响，比如，昆明一些销售商打出了“褚时健种的冰糖橙”的广告，销售竟然异常火爆。
红塔集团曾经的故事从不再提，晚年的褚时健说，“过去的事我根本不去想，不如意的东西越想越多，想它自己找麻烦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