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选择”了“计划生育”，也就同时意味着政府要对“我们的选择”切实地负起责任。
有媒体以“调查称我国90%以上80后无法赡养父母”为题，刊登了一篇报道。毫无疑问，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走向高峰的时刻，记者认真地提出了可能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的确有其警世的意义。
但是，报道中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譬如，对于调查数字的运用很不专业：“记者又相继采访了多个80后，在受访群体中，99%都确定自己无法赡养自己的父母”。按统计学的要求，调查样本至少要在30个以上才有起码的统计意义。而记者采访的“多个80后”，恐怕是满足不了这个基本条件的。所以，他得出的“99%”并没有统计意义。以此命题，倒有了“标题党”哗众取宠的嫌疑。
报道中对于“赡养”和“照顾”这两个概念用得过于随意，因此而造成表意十分含混。通常认为，老年人的需求包括3个方面，资金保障、服务照料和精神慰藉。对老人的“赡养”，其涵义也许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是指“资金保障”，广义的是指满足老年人的全部需求。报道的标题及文中的一些内容会使人发生误会，或是认为90%以上的80后都不肯负担父母的赡养费（父母要不要是另外一回事），或是90%以上的80后都不能满足父母的生活需求。这会造成80后青年人对老人不负责任的印象，但这肯定不是被调查者的本意，也不符合我们对身边社会的感知。然而，如果仅指对老人的照顾，那就比较符合事实。如今的年青人，尤其是农村的年青人，因为流动（进城务工经商），因为职场竞争的激烈和生活压力的增加，90%以上有可能对父母的生活照顾不周，倒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社会自从1995—2000年间跨入老年社会的门槛以后，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重一路攀高，而且可能在25—30年以后达到峰值。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本身未必一定是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老龄化日趋严重未能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就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当一个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轨道时，社会化大生产就要逐步取代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所以，社会化的大保障取代传统的家庭保障也就成为必然趋势。从中国的国情看，传统的“孝文化”也是与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其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父母在，不远游”，子女要承欢膝下，以尽天伦。但是，现代社会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劳动力资源，其先决条件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当2亿多劳动力大流动的格局形成后，青年人对于家庭，尤其是对家中的老人的生活照料也就鞭长莫及了。另一方面，当“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流动大军的主力时，与父辈不同的经历和心态，可能使他们可能会更在乎自己的未来发展，他们想在城市工作、生活、恋爱、成家乃至扎根，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会使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因此对农村老家的经济支持可能不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尽心尽力、全心全意。
中国社会仍然要提倡“孝文化”，单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主要是体现在精神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因为子女对老人的“精神慰藉”，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在物质层面上的家庭保障，必然要逐步为社会保障所取代，这就是要由政府和社会来“替天下儿女尽孝”。
如今有很多人，认为政府和社会都不可靠，还是想靠自己多存钱来解决养老问题。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倒是最不靠谱的。因为物价的不断上涨和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使个人存钱的努力付之东流。北京有教授计算过，20年后会出现“千万元养老”的“雷人”局面。平心而论，其实他的计算不无道理。1988年的社会平均工资是每月120多元，而到2008年就变成2000多元，后者是前者的17倍。再过20年，到2028年，还算增幅是17倍，2000多元就变成了34000元——这难道不可思议吗？我们先别轻易地下这个结论。还要强调的是，这位教授还没有将无底洞般的医疗费用计算进去。
一个忠告，在现代社会里，基本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看来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政府和社会。然而，因为现行制度设计的不周延、不合理，养老和医疗，尤其是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将有可能是今后中国社会最大的社会问题。
当一个社会对其发展道路做出抉择时，不管有意无意、显性隐性，实际上这种发展模式的优缺点是同时被选中的。这就像常说的“一个钱币的正反面”不可分割。当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当我们选择了“计划生育”……也就同时意味着我们要对我们的选择切实地负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