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拉回到19年前，6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凑足了3万块钱，在海南，开始了一场冒险的旅行。那个年代，和他们一起冒险的有10万人，多年之后，这6个人却幸运地被记住了。
王功权之前做过生意，被推举为法人代表，总经理。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3万块钱在两年后就产出了3000万的纯利。伴随万通迅速做大，分歧在所难免。1995年，6兄弟和平分手。
从世俗的资产、社会关注度看，潘石屹和冯仑早已被公众所熟悉，而当年的大哥王功权，似乎只停留在冯仑和潘石屹的诉说中。当我们再去寻找王功权的时候，关于万通那段历史，他已不想再谈，甚至幽默地开了个玩笑，“我是北方人，故不便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
调侃归调侃，但最终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王功权，穿着衬衫、头戴一顶有CDH(鼎晖投资)字样的帽子，还带着超大号的电脑包。他如果走在人群中，绝对不会有回头率。这不是一个气场强大的人。
27岁，新开启的门
1988年春天，从那一年开始，27岁的王功权从吉林省委机关宣传部“退休”。一个体制内的小公务员按部就班的人生故事宣告结束，他是吉林省改革开放以来正式辞去职务的第一人。此后，在那个象征着权力、年轻人光鲜仕途的大院里，再也看不到王的身影。
当时的社会环境已在酝酿大的变化，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正在跃跃欲试。“企业承包第一人”的马胜利和因东方魔水一夜成名的李经纬，成为当时企业界的明星。在王功权决定正式南下前的几个月，任正非的华为刚刚创办，那时候的华为还是一家民间科技公司。
那时候的王功权，读了很多的书，包括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以及影响了一代青年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丛书。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吸纳和思考的人，性格直率，但这一点并不适合他在仕途上发展。
有着非常强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王功权，26岁那年就动笔写出了他自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提出中国的权力阶层将分化成官僚权力阶层和富民阶层。但在那个年代，在他的职场，他写的东西被视为不合适的东西。
1987年，深圳到长春来招聘工作人员，那时的王功权都不知道深圳在哪儿，但他还是偷偷去应试了，结果被一家开发区的服务公司录取为团总支书记。当对方录取的调令(那家公司当时有人事编制)到了单位，领导开始找他谈话，劝他别走。
小学校长的父亲坚决反对他离开，从深圳回来的朋友也说深圳不好，王功权放弃了去深圳。接下来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让王功权后悔了。当海南建省的消息传来时，王功权再也坐不住了，他借小孩出生、需要护理爱人为由，请了一个月的假。
1987年4月，兜里揣着没有座号的硬座火车票，王功权躺在座位下面一路南下。几番周折之后，王功权找到了工作：一家电视机分厂的办公室主任。请假出来的王功权回到长春，等待正式上班的通知。
等王功权再度南下海南时，已是10万人上岛，满街都是找工作的人。一夜之间，全中国希望依靠个人奋斗改变生活的青年都聚集在岛上。王功权刚刚找好的工作，转眼就被一个清华研究生给抢走了，他急了，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坐失机会。
几经周转，他去了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最初的崭露头角，就从一场谈判开始。
当时正值公司征地，海南那时还没有国土局，开发公司要直接和农民谈判，结果他们看中的那块地一夜之间冒出了300多个坟头。王功权半夜敲开了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者的门，他用自己的诚意打动了长者，长者带着他去辨认坟头是真是假。公司4个征地工作组，王功权带领的这组突破最快。与此同时，和买方的协议也签下来了：300亩地，一亩能赚1万元。
在海南最初的这段从商经历，为王功权日后成为万通的老大写了注脚。
大哥的时代
在岛上的岁月，他结识了后来一起创业的冯仑和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君子”，后来均成为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冯仑定义王功权：“可堪长交，可做大用。”
那是一个充满了财富、机遇、野心、欲望和梦想的年代。
冯仑如此叙述那段岁月：“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的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是脱离机制的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是这样，然后该求人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身份感了。”
在万通最初起家的那段历史中，王功权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是在一次谈判中显现的。故事的讲述者还是冯仑。
1991年，万通六君子刚成立的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告诉对方：“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王功权负责把钱拿回来。谈判高手王功权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
这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的故事。也是1991年创立万通后的第一笔资金运作。万通六君子之一、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讲述自己的起家史，那8栋卖出高价的别墅就是拿这个钱买的。
万通成立之初的王功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1994至1996年，万通公司在海南卖出了一块地，赚了5000多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不认账。对方最后在夜总会包厢里，用枪指着这边人的脑袋，逼迫撕毁合同，退钱不说，还要给26%的利息。王功权判断这个事很危险，有可能会出人命，于是掐了电话，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
为这个项目，万通公司损失了1个亿。其他人对这个处理方式表示不满，但王功权认为他这样做是挽救了大家。有次开会，又提这事，王功权很痛苦，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哭，众人不得不散会，四处去找。
厚道、直率、沉稳，有危机处理能力，王功权对万通的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冯仑说，“一个组织里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死了。”
在万通最初的时候，6个人股份均等，没哪个人有决定权，即使身为老大的王功权也不例外。6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分歧不可避免，分手也不可避免。
在中国的商业社会里，能和平分手的例子不多。关于万通的那段历史，每个人看到的只是六棱镜中的一面或两面，永远不是事实的全部。诉说者有他的意图，闭口不提的人也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出局者。
现如今，关于万通的那段历史，能听到的只有两个声音：冯仑的《野蛮生长》，怎么看都是在佐证其大智慧，他出生于大知识分子家庭;而潘石屹讲述的万通故事，其商人的狡黠一面一再被佐证。
但毫无疑问，在那段炽热的岁月中，他们之间除了“利”字，还有“情”字。
2006年11月，王功权的博客上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冯仑发来短信：“横穿胶州，过临沂，下莒县，忆起万通举事之初，铭刻‘毋忘在莒’，庄敬以求自强，不禁胸中再点兵，万里江山一日收……”
王功权回复：“你的短信，令我感慨万分。我们已年近半百，请多保重!”“ 除此，我不知说什么好。万通，对于我来说，已成如烟往事。随之飘逝的，是我火热的青春。我记得：毋忘在莒。”
在万通六君子15年再聚首的会议上，王功权即兴写词一首——《临江仙•万通六合伙人重聚步罗公韵》。
携手扬浪商海里，风流几度争雄？华光艳朝染长空。纶巾飞卷处，猎猎万旗红。十五春秋似弹指，戏笑雨雪霜风。东方君悦庆重逢，中年情正好，苦乐一杯中。
同样是此番江湖重聚，潘石屹在博客上写道：“谈到很晚，大家也吵得精疲力竭了，就各自回家，洗洗睡了。”
再见，大哥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20年间，海南由一个边陲省份，变成冒险家的乐园。而在北京，潘石屹赖以起家的SOHO现代城——当年弥漫着酒味的红星二锅头厂，白领进进出出，这个区域已经变成北京最堵车地段。
如今，坐在记者面前的王功权，尽管在风投界的名气不可小觑，先后投资过亚信、易趣、3721、金融街、万网、框架媒体和俏江南等，却有意无意地和过去拉开了距离。他不想再谈那段历史，“六君子”也各奔前程。
1995年，“六君子”分家。王功权创建万通国际，投身于风险投资。冯仑留守万通集团，后来终于成功借壳先锋股份。易小迪接管广西万通，并由此开创他的阳光100集团。王启富先是在大连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去了四川，据传从事农业高科技。
现在王功权每天与投资界人士和创业的年轻人呆在一起，从前的朋友偶尔才聚一聚，一是由于大家都忙，二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也不一样了。
除了投资人的身份，他还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副会长。2008年，北京中华诗词(青年)峰会召开，“整个会议花费约80万，潘石屹、易小迪、冯仑3位企业家承诺以个人身份资助本会共50万，中华诗词学会承担30万左右”。
虽早已不做大哥，但王功权身上还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王功权笑谈，如果自己有空，会写一部商侠小说，这部小说不写怎么赚钱，因为赚钱是个辛苦的事。男主人公要英俊，也很容易赚到大钱，同时，又把钱看得很淡，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他曾在飞机上看报道，说一些中年农村妇女因为贫穷出去卖淫，看到这些文字，王功权痛哭流涕；他曾经在人迹罕至的任长霞墓前长跪；在最烦闷时，他就会去妈妈的坟头，点上一颗烟，坐上小半天。
王功权在房地产圈和风投圈已够有影响力了，但有时还是会感受到无奈，比如，在天涯、新浪上，当他的文字被删除时，他同样破口大骂，这个时候的王功权，只是一个话语权被剥夺的网民。
王功权在博客上的4年文字，除了自己的诗词外，大部分都是关注弱势群体和三农问题；帮助一些朋友在农村进行调查，如为非北京户籍家庭的孩子争取在北京高考的权利；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韩寒的欣赏。
王功权关注的事情，使得他在企业家圈子里面是个异类。一些朋友劝他移民，也有人觉得他危险，甚至有朋友劝他，“有时间做点什么都可以，唱歌、打高尔夫球，都可以。”但在王功权看来，自己只是做了点公益，实在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
访谈 没有英雄梦
投身“只对事不对人”的风险投资行业，几乎像是王功权溺水时抓住的稻草。他先去IDG，后进了鼎晖，作为最早的从“土鳖”到投资业的跨界者，王功权却并没摆脱他的文人式烦恼。
记者：你如何看待成功？
王功权：我不觉得自己成功，这样说你会觉得矫情，因为很难定义，是大家都说你做得不错算成功?还是你自己感觉很满意算成功？还是赚多少钱是成功？
我都到这样一把年龄了，还在天天出差、投资，这叫打工吧，能叫成功吗？我们给不缺钱的人挣钱，我更希望能给穷人挣钱。但问题是：我们恰恰就给一些不缺钱的人挣钱，所以有时我不觉得自己这个职业是一个很满意的安排。
记者：你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王功权：我是B型血，我内心深处是蛮浪漫的一个人，喜欢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假如说完全不考虑社会职责，就考虑自己怎么快乐的话，我想可能是有三四个朋友，坐一辆越野车，想到哪就玩到哪，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一直行走。
最好是同时能有一个媒体，我们沿途的感触、随笔、散文，每天都可以定期发表，这是我觉得最好的。
而我现在一年只有15天的带薪休假期，就这么一点时间，有时还要处理自己的事。我觉得冯仑他们挺好，把企业交给经理去管，自己满天下跑，可以有很多的见识，形成自己的思想。我们不一样，我们管资金的，相当于场上篮球队长，要在场地上打球，不能退场。退场，投资人就不干了。所以有点辛苦。
用王功权自己的话说，经商多年，时常会感到知识分子的感性和商业人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很痛苦。于是，他皈依了宗教。
“你信佛，还说有上帝，太迷信了，你把他叫来，我看看。”王功权年过80的老父亲用斥责口气质问。
面对这位曾做过一校之长的老父亲，王功权并不想过多解释，但也不想就此妥协，他想了想说：“您过去常说‘老天爷啊！’那您把老天爷叫来，让我看看。”那以后，王老先生再没过问此事。
记者：你如何看待你皈依的宗教？
王功权：任何宗教都是入世，而不是出世的，一个出世的宗教是不可能在世俗社会中传播下去的。那么所谓的入世，就是说面对的红尘诸事，你以一种什么样心态和智慧来面对?汉地的佛教所传达的是，红尘令人烦恼，所以希望能摆脱红尘，甚至把出家作为修行方式，等等。我觉得这种观点不正确。
怎么能知晓事情的本质，又抱着随缘的态度去做事情?这非常重要。而不是说知道了事情的本质，然后认为四大皆空，就脱离这些事情，这不符合佛法。
记者：你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
王功权：我自己的做法是，读读书，打打坐，多一点时间独处，有时会找一些谈得来的朋友，聊一些话题。即便是这样，还是觉得让心静下来是很难的事。
采访中我们谈到了李敖。两人都是东北人，在很年轻时都经历过牢狱之灾，都对公民社会、对自由有强烈的追求。
王功权：我挺奇怪，你会把李敖这样的知名人物跟我联系起来。我谈不上什么牢狱之灾，当年曾经因为政治问题被关押审查过，但我并没把这事想太多。
在一个社会艰难前进的过程中，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阳光的，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正确的，甚至有很多方面都会不尽如人意，或令人失望。对一个有些热情、又关心社会的青年来说，在这个过程中，被误解，被牵连，或是被风潮卷进去，承受一些压力，蒙受一些屈辱，这对他个人来说，可能是灾难，但对整个民族社会来说，这太正常了。
确切讲，社会向前迈进的过程中，总需要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是精英人物付出值得和不值得的代价，这是必然的事，所以我没有想太多。
记者：你有英雄梦吗？
王功权：英雄梦这个说法我不接受。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中，太多的英雄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灾难，我觉得最好能少一点英雄，多一点平常心。特别是在中国当今，大家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合格的公民都没有做成，还谈英雄，我觉得有点不合适。
我不觉得自己是英雄。我没有什么英雄梦。我内心渴望的社会，是一个公民的社会，没有英雄、没有伟大人物，但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自由，同时也有自己的尊严，尊重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权利，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