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华为以创历史纪录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宣告了对金融危机的胜战；而2010年，欲借雄厚的财力，以海外收购扩张国际市场的华为，却屡尝败果。
在近期美国宽带网络软件厂商2Wire及之前摩托罗拉无线设备部门两桩收购案中，华为都提出了比最终得标者高得多的报价，并延请了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以及Sullivan & Cromwell、Skadden Arps和Arnold & Porter等多家在电信、并购产业知名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最终却无济于事。
海外收购的屡战屡败，对华为来说已是循环多年的“魔咒”，正阻碍着它从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进一步升级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商。
太多的分析表明，阻碍美国政府接受华为的主要障碍是对华为神秘背景的猜疑。解决这一猜疑的药方也显而易见，就是上市，而且是海外上市。主动接受最严格的资本市场监管，并向全球的投资者详尽披露股权结构、资产负债表等等信息，这看起来已是华为升级的必由之路。
然而，华为不愿上市。华为是资本市场很愿意接纳的公司，但华为从不积极。其理由，业界猜测，从“理不清、理还乱”的“职工股”到海外市场扩张需要，不一而足。
现在，上市还是不上市，华为已到抉择关口。
华为背景渐成焦点
在华为全球版图中，北美市场是其最薄弱的部分，仅占不到1%的份额。寻找大型收购标的，无疑是快速突破北美市场的捷径。不过，今年7月的2Wire及摩托罗拉无线设备部门这两起并购案，并不是华为在北美的首次遇挫。早在2007年，华为曾携手贝恩资本欲收购3Com，但该交易终因美国政府担心华为获得美国国防部使用的反黑客技术而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最后，3Com被惠普成功收购。
华为也曾试图收购北电网络的一部分资产，但后者终被爱立信斩获，原因包括华为有被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等“污点”。
最新的这两起收购案对华为的打击更为直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为竞购摩托罗拉无线网络设备业务的出价要比诺基亚西门子（下称诺西）高出10%左右，而最终诺西以12亿美元拿下交易。为赢得交易，诺西同意让摩托罗拉保留额外的1.5亿美元应收账款、现金和其它资产，同时准许保留无线网络设备业务的大多数专利——这些交易代价，是很难令意在获取专利技术的华为所接受的。
至于2Wire，也被英国电视机顶盒制造商以4.75亿美元收入囊中，出价更高的华为竞购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2Wire董事会担心华为的收购方案无法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拖延时间过长，最终选择放弃与其交易。
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这连续的几起收购失利案，还有最近国际通信设备市场上一系列微妙变化，其中包括印度禁止中国华为与中兴产品销售风波。在印度禁购风波中，华为与中兴被要求公开其股权结构。据本刊记者了解，中兴与华为都分别向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公开了其股权架构，这使得印度问题获得了缓解。华为此后也宣布要在印度建全球最大研发中心。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最多的猜测是关于华为身后是否有中国的军方背景。不仅仅其当家人任正非始于军人身份，而且华为在早年创业时与邮电系统有着很深的关联，而中国早年的邮电系统有很多部队转业者，通信设备最初也多用于部队，外界因此有很多联想。
据一位华为内部人士透露，从本世纪初开始，华为的职工持股就从过去的分散无序逐渐转入了职工持股工会，建立了一套复杂的持股与激励计划，经过不断变更与调整，华为公司目前在表面上已经成为了全部由员工持股的私人公司，背后并无政府部门直接持股。
上述华为员工称，为了赢得北美的竞购以及应对印度官方的压力，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军方和政府投资背景，华为首次公开了股权架构，但作用甚微。因为根据其提供的股权结构，超过98.5%的股份都是由职工持股工会持有，不到1.5%由任正非个人持有。外界仍然认为职工持股工会背后可能还有着看不清楚的结构。
此外，华为虽然在国际扩张中屡屡受挫，但多年来在国内市场和很多新兴市场却所向披靡。中国国内的通信运营商都是国有垄断企业，这也是外界质疑其得到官方政治支撑的重要因素。
不透明，背后有政府支持，有军方背景，不尊重知识产权等等，都已成为竞争对手游说欧美政府对华为施以限制的大棒。
上市顾虑难解
为表白透明化，华为从2005年开始每年坚持公布年报。不过其年报也被外界指责为问题多多。一方面华为的年报发布时间缺乏规律，比如今年华为3月31日公布年报，去年是4月23日公布，2007年则是7月10日公布。另外，华为每年公布的数据项目都在发生变化，中英文报告常有诸多不一致之处，财务报表不完整等等，这些都备受诟病。
显然，这离政府监管者和市场希望看到的“透明化”还很遥远。上市，尤其是去美国等海外市场上市，成为一家国际公众公司，已经成为华为想要解决问题的捷径。当然，对于华为来说，上市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上市更加重要的是能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套被监管的、有公信力的、更体现企业核心价值的运营模式。
但上不上市，实际上是一个困扰华为十多年的问题。华为多位员工都称，在1998年、2004年前后，公司都曾有过将要上市的内部传言，最终不了了之。而其中的“拦路虎”是难以解决沉疴多年的私人股权清理以及关联公司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1987年，任正非以2万元资本在深圳注册创立华为。华为从最初一个小的交换机代理商，逐渐发展为如今的规模，早期创业时的“持股模式”功不可没。在上世纪90年代，华为每年的销售额几乎以翻番速度增长，员工的股权回报率最高时达到100%。从1994年开始，员工每年固定分红高达每股0.7元，投资回报率达70%。
直到2001年华为进行期权改革，公司不再向新员工售股，同时老员工的股票也逐渐转化为期股。员工从期权中获得收益的大头不再是分红，而是期股所对应的公司净资产的增值部分，行使期限为四至十年。
一位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购入华为股票的邮电系统人士称，当时，华为要上市就成了像他一样购入华为股票的人的希望，而当时像他这样从外部购入华为股票的邮电系统人士有很多。但后来华为对这些体外股票进行了回购操作。
早年地方邮电系统还以电信“三产公司”的名义持有华为股票，员工认购时只在“三产公司”领到认购凭据，但“三产公司”后来因政策原因解散后，股份有的被回购，有的仍盘根错节地纠结其中。华为关于外部股权清理的运作已长达十年，却由于过于复杂，具体过程及现状至今鲜为人知。
令人眼花缭乱的还有华为多次错综复杂的增资，以及关联公司成立和划转过程。
公开报道显示，1995年，华为的7005万元注册资本基本是原来最早推行的员工股份。1997年华为按照当时的《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进行员工持股制度改制，完成第一次增资。华为当时在册的2432名员工股份全部转到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工会的名下，占61.86%；其余的股东为华为新技术有限公司工会（33.09%）和华为新技术有限公司（5.05%），其中华为新技术以现金出资。之后华为一直以各种名义的公司工会持股。
但即使在华为多年的“老人”也搞不清楚华为有多少关联公司，以及名下各工会股份与早年扭结进来的各地邮电、电信管理局人员彼此的关系。根据华为最新统计的官方资料，华为全球员工一共9.5万余人，持股人数则多达6万多人，职工个人持股比例高达60%以上，复杂程度可见一斑。
而另一位接近华为的业内资深人士则称，华为不愿上市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顾虑，即担心欧美等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律法规会制约华为在新兴市场的扩张速度，“华为是‘土狼文化’，一旦上市就会被欧美的法律法规捆住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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