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纽约后的第一个星期对史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来说过得飞快：除去周末和独立日假期，这一周只有4天。他用了3天来向摩根士丹利(以下简称“大摩”)的客户和媒体讲述亚洲，剩下一天去往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与新同事们见面，给自己即将开设的“未来中国”课程热身。
做这些事情的间隙，他还马不停蹄地处理了800多封邮件，其中有60%是来自或者关于中国。
“虽然我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巨变，但我对亚洲的关注仍然跟以前一样。”7月12日，在给记者发来的邮件里，他总结说。
2010年7月起，罗奇不再常驻香港，而是调回纽约，改任亚洲非执行主席，另外在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和耶鲁管理学院任教。在9月份开始的新学年里，罗奇将在耶鲁开设“未来的中国”、“华盛顿与华尔街：市场、政策与政治”两门课程，并带领一个国际问题研讨小组研究亚洲当代经济问题。
罗奇曾是大摩的首席经济师。即便是2007年成为大摩亚洲主席后，他侧重宏观经济研究的工作实质也没变过。十多年来，他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坚定支持者与谏言者，并带着自己的研究结论游走于中国的政府官员、监管机构及大摩客户之间，为中国政府所信任，被认为是最了解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
观察并影响中国与亚洲的发展，是他驻亚洲三年的全部乐趣所在。罗奇休假时，他在大摩的同事都尽量不给他发邮件以免打扰他。终于有次不得已给他发了信，罗奇迅速地回复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天哪，终于收到邮件了，我快要闷死了!
6月30日，在摩根士丹利为他举行的北京告别酒会上，他对听众们说：“过去三年里，我的环球飞行里程差不多有120万英里，是时候回美国跟家人呆在一起了。”
“更重要的，我想是时候参与到美国国内的教育工作了，老实说，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杰出角色，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人民币难题之后，我更加担心的是美国的潜力。另外，我更想回国参与美中问题的讨论。”
“我绝不会离开摩根士丹利，也不会离开亚洲这个地区。”他承诺，今后每个月仍会访问亚洲一次。
那一年
“中国有许多人给我提供帮助和引导，使我获益匪浅。在最初几年里，我从吴敬琏教授、财政部长项怀诚以及被我聘为摩根士丹利第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谢国忠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几位先生在分享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形势的真知灼见时都非常慷慨大度。在今后的岁月里，我的名单中还增加了许多人，我尤其要提到的是朱民和林毅夫。”
对罗奇来说，1998年之前，他对中国还知之甚少。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吸引了全球经济学界的目光，罗奇也在别人推荐下读到一些当时在新加坡从事投行业的谢国忠的经济评论文章。这一年，罗奇前往新加坡，力邀素不相识的谢加入摩根士丹利，担任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回忆说，与罗奇共事时，两人经常交换阅读各自写的论述，如果有分歧或是疑问，则会碰头讨论。
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罗奇注意到，韩国、泰国和印尼等被视为经济强国的经济体都陷入衰退，而中国采取了不同政策，使得经济增速虽然轻微下滑，但依然增长。“中国仿佛黑暗中的火花，不同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十多年后回顾那场危机，罗奇仍忍不住赞叹。
1998年罗奇想转型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宏观经济，谢国忠向罗奇建议，能否仍旧重视中国市场。“中国需要一个西方人能向西方解释中国，比中国人自己解释客观。”谢国忠解释，“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名望很高的西方人，来对中国人正面讲述中国。”后来罗奇达到了这个一箭双雕的目的。
1998年年初，罗奇把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写成一篇名为《中国与众不同》的文章，发表在《金融时报》上。他在文中大胆地提出，借亚洲金融危机，当时还貌不惊人的中国将崛起成为泛区域经济中的一个新的潜在领袖。
“这个观察结论也确立了我从1990年代后期的研究主旨，促使我越来越聚焦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把它当做能够塑造全球经济的崭新强劲的力量。”罗奇说。
1998年，当时的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前往西雅图访问波音公司。在周末闲游西雅图海湾时，他想起了在《金融时报》上读到的文章，于是点名请罗奇作陪同游。一路上，他们话题从这篇文章开始。“他认真听取了我对全球经济的评估，但他同时也迫切地想让我知道中国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情况—这对西方来说所知甚少。在那次西雅图之行后几个月我去访问中国时，他安排我参观了一个乡镇企业，这次行程对我了解新的中国很有启发。从那天起，项和我成了好朋友，以后一直保持联系。”罗奇对记者说。
2000年，时任总理的朱基发起了第一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上，罗奇与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产生了争论。罗奇认为，美国的证券泡沫破灭将会导致衰退，这对中国是个威胁。论坛结束后，朱基走到罗奇面前用英语说：“我希望你是错的，但我们会在假定你是正确的情况下制定应对计划。”据此制定的持续刺激计划，让中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没有被世界经济拖入泥沼。
一年后的第二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朱基再次来到罗奇面前，“你看到了中国面临的威胁，但伯格斯坦却没这么认为。对了，Fred(伯格斯坦)跑哪去了?”
罗奇开玩笑地答：“也许这就是他不被邀请参会的原因。”朱闻言大笑。
“他感谢我为他提供了好建议，这件事对我后来在中国建立人际关系大有裨益。”罗奇对记者说。
理解“内在的中国”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具有相似的技能，但我们研究的视角却很不一样。我觉得我较早指出了中国与全球的联系，不仅指出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还指出了中国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中国国内经济方面的专家。我更希望，市场把我当做一个在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以公开坦诚的态度研究中国、并值得中国人信赖的学者。”
今年年初，罗奇曾给中国提出建议，利用消费贷款代替经济刺激方案，以实现政策退出。“罗奇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于理论层面和数据层面，这是经典的学院派风格。”当时，安邦咨询公司董事长陈功曾经认为罗奇“恐怕不熟悉中国的国情”。
但在新近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承认，“罗奇要比其他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刻，当一个人持续地研究和关注中国的时候，他总能比别人有更多的发言权。”
2007年初，大摩CEO麦克(John Mack)提议罗奇考虑出任摩根士丹利亚洲业务主席。
罗奇大感意外，第一反应是干脆地拒绝。对罗奇来说，从1970年代初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开始，他的理想就是成为经济学家，获得影响金融市场和政策辩论的机会。成为大摩的首席经济师后，梦想已经成真，他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这恰好跟他的旧部谢国忠对他的评论相应和：“他不是功利型的人，就是一心喜欢研究经济。”
“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响起了一个声音：我的拒绝是不是因为我沉迷于目前的舒适环境，害怕改变，不愿意承担个人风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抛弃局外人身份，从内部观察亚洲的机会。
“我接受了这个任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对亚洲经济)产生的激情。”罗奇说。在征得妻子同意后，2007年9月，他前往香港，推开了自己作为大摩亚洲主席的办公室大门。
一开始，罗奇做好了今后只能把经济研究当做个人爱好的准备。2007年4月23日上任当天，他对媒体忍痛表示，“我将不再公开地以原来身份发表对经济的预测和评论。”
但事实证明，罗奇参与亚洲市场的方式仍是进行中国与亚洲的宏观经济研究，并用自己的观点影响这个区域。“我的职责是充当摩根士丹利面对该地区客户、监管机构和政府官员的高级代表，这种代表性通过我撰写的研究文章和我所说的话来体现。”罗奇说。
除了拜访政府、学者和客户，中国乃至亚洲的各种高端经济论坛上，几乎都能看见他的身影。在大摩内部，“我担任亚洲主席的工作重点是起到思想领袖的作用。”
2007-2010三年时间里，他一边根据所见所得调整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一边在华尔街旗帜鲜明地为中国增长模式辩护。跟本土的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着重于在全球范围内观察和分析中国。
这种方法论让他从美国国内的经济失衡推算到了中国的不平衡。他从2006年起开始提出，美国债务依赖型消费将导致美国国内的失衡，而等式另一端的中国，由于过度依赖出口，也将面临美国资产和信用泡沫带来的风险。对中国的近身观察强化了他的观点，他开始转而呼吁中国抓紧推动经济再平衡。2009年，他将自己对亚洲的观察集结成册，出版了《未来的亚洲》，核心观点是：中国除了转变发展模式之外别无选择，中国人必须用储蓄盈余来刺激国内私人消费。
“中国的情况跟世界很不一样，很难找到客观的数据和法规来论证，只能发表观点。”谢国忠认为，在这种环境下，罗奇已经达到了西方人所能理解中国的极限。“外国人想要完全了解中国不可能，从外面朝里面看更不可能。他们总想拿自己的思维方式来套中国的情况。”
罗奇清醒地知道中国有自己的一套玩法。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国的重大矛盾》中说，关于理解“内在的中国”，现代西方人再一次以失败告终。他写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给西方的一小撮速成‘中国通’打开了宣扬自己理论的市场，他们套用西方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可能给世界提供的发展机会，以及中国内部的应力与张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中国正在陪着我们玩这个游戏，从而强化了我们对中国的各种错误印象。”
但至少，过去几年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罗奇已经积攒了足够的智慧，他知道该怎样让中国人乐于接受批评。在各个场合发表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时，他都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说过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作为开场;在论证问题时，尽量引用中国政府的数据及官员说过的话;在提出实质建议部分，他也从不会忽略赞扬中国已经在发生的调整。而在华尔街，他则不遗余力地反对将美国贸易赤字与人民币升值直接挂钩。
由于强调中国经济与世界的互动，置身亚洲反而让他的差旅行程大增。过去三年中，罗奇每个月只有四五天呆在香港，其余时间都在飞赴中国内地、亚洲和世界的其它地区。“可能我睡在国泰航空机舱里的时间多过睡在我香港寓所里!”他有点得意地抱怨。而他每到一处几乎从不倒时差，落地就开始工作。《未来的亚洲》出版后，有一次，大摩的工作人员事先在罗奇入住的酒店房间放了近200本需要他本人签名的书。罗奇在凌晨4点才入住，一进房间看到满地的书籍，二话不说就拆开每本书的塑封，独自一本本地签名直到天亮，然后直接去开会。
归程
“我并不是什么都懂，但我着重于在全球范围内观察和分析中国。我认为要了解‘未来的中国’绝对是关键之所在。”
6月底，他在上海举办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说，自己之所以选择到耶鲁大学教书，是因为能以战略家、商业者的身份，参与美国与亚洲、美国与中国的互动。
他同时相信，就解决重大全球问题的激烈争议而言，教育是比政治有效得多的一种办法。罗奇希望自己在耶鲁开设的第一课“未来的中国”，能帮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未来中国在塑造区域和全球趋势中将要扮演的角色：“我将试着去讲授中国未来行进的方向，以及这意味着什么。但更关键的是，让学生们把这些知识运用到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上。”
他用自己最喜欢的成语“知易行难”来阐释即将开始的学院生涯。“考虑到未来总是不确定的，我想我的课程中的许多结论将会被争论不休。那么，我希望能为我的学生们提供结实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工具，帮助他们面对将要在生活中作出的关键判断。”
2009年底，罗奇无意中看到广东汕头大学的新图书馆和照片以及校内新医学院的规划，他研究了一下这所大学之后，决定用《未来的亚洲》中文版的版税在汕头大学设立一个奖学金，用以资助优秀的商学院学生。
在离开亚洲之前，他到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给毕业生们致辞。他提醒学生们，有责任站出来批驳那些可能导致中美局势紧张失控的错误观点。
“在草根层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将这场辩论提升至一个建设性的新高度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个责任不能外包，也不能等闲视之。—不要误解我，我不只是在说你们，我自己也同样必须做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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