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新东方一个分校的校长，犯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事儿发生在现在，我肯定会把他送进监狱。当年我没那么做，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摆脱“哥儿们意气”，只要求他清退了所占用的款项。
现在，回想起对那位分校校长的处理，我确实太过宽容了。我当年的思想认识，还比较“知识分子化”，不像一个谙熟法治、善于管治的企业家。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参与处理那位分校校长问题的新东方中层，灰心丧气了两个多月，他们对我的纵容行为感到失望和伤心。“既然你连这样的恶都不能惩罚，那你也就不可能弘扬真正的善，我们觉得跟着你是有危险的”，这就是当年大家对我的批评之词。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新东方现有5000多名授课教师，是我们“核心资产”。这么多知识分子该如何“管束”？
首先，在理念与行为层面，进行积极引导和道德约束；其次，要让大家知道，新东方所能承受和宽容的底线所在，也就是动摇不得的“红线”。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天候监控授课老师的行为，但是，职业操守准则，我们会宣贯到所有教师。
现在，我的认识有所改变，我认为，某些道德败坏的行为，如果不进行示范性惩罚的话，机构就会崩溃。
2008年，新东方一个分校的人力资源负责人，通过虚开身份证的方式，侵吞了新东方五六万元。我们起诉了他，2009年8月他被判了两年。若按以前的方式，把钱退了，就一笔勾销了。但这次我决定严惩不贷。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组织机构里面，如果这样的行为不课以重律，很可能对员工造成误导。过去16年中，这是第一次把犯有经济问题的中层送进监狱。为的是让新东方的管理更加规范化、严肃化、法治化，引导授课教师、经理人真正以专业、职业的心态做事情。这是我从西方公司中学来的管理方法。后来，在新东方内部会议上，我说所谓的善，是以有能力惩罚恶为前提的，否则，善就是不可持续的。 （作者：俞敏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