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纳税人，面对越巨额的国家财政收入，面对极高的国家财政收入的收支成本，提出要更严格的监督要求，合情合理，完全应该得到绝对的支持。
尽管中国的GDP只排名全球第三，但最新公布的中国财政收入已经先行了一步，成为了世界第二。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财政收入为3547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今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创纪录的8万亿元以上，以绝对值计算，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财政收入大国。让人尴尬的是，这个本可以让中国人充满自豪的数据被公布出来以后，并没有引起国人的兴奋，反而是一边倒的质疑。
这种质疑源自于中国目前的国民财富分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将国家看得过重，老百姓看得过轻。在财富分配中国家拿得太多，企业拿得也不少，老百姓拿得过少。换言之，在总财富固定不变的情况下，这三者之间几乎是个零和游戏，国家拿到的这8万亿，实际上很多是从企业和老百姓身上挤出来的，直接导致了国富而民不富。
按理说，如果国家拿到巨额财富，能够按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路来落实，老百姓可以通过医疗、教育、社保等各种公共福利得到实在的好处，那么这种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应该是可以被老百姓接受的。但在现实中，并不完全是这样运行的。中国征收和使用国家财政收入的成本过高，直接削弱了国家掌握巨额财政收入的价值。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财政收入68477亿元，其中税收59515亿元。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86.91%，意味着税收是中国财政收入的最核心的主体。但中国政府从老百姓和企业征税成本，已从1993年的3.12%上升到目前的5%～6%。而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以及英国的征税成本分别为0.58%、0.95%、1.07%、1.13%和1.76%。这意味着，中国国家财富的积累是一种高额的财富减值的行为。
同时，在安排国家财政收入的开支上面，中国的成本也是非常昂贵的。以2006年为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最高，也只有9.9%。这意味着，为了开支这笔国家的财政收入又需要额外减值一大笔。
加上一些隐性的预算外行政支出，粗略估算，中国为了财政收入的征收和开支，竟然需要支出高达近25%的成本。也就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8万亿，其中有2万亿是为了征收和开支这笔钱所用。这成本可谓奇高，这也直接构成了公务员考试热的经济基础。
诚然，任何政府都需要有正常的行政开支，但中国这种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自然容易让老百姓对国家财政收入过高，过快的增长产生抵触情绪。有了这种情绪，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的进一步高速增长，如果国家的行政开支继续维持在高位，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对国家税收的抵抗情绪，必然会导致纳税人群体集体用脚投票，从而让国家财政收入的高增长难以为续。
要想改变这种情绪，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国民财富分配体系中，降低自己拿取的比重，这可以通过减税来实现。其次，要约束政府的开支，要降低政府的行政开支。但最重要的是，要让纳税人对国家财政收入拥有强有力的监督权，从而使得征收、开支国家财政收入是在一种透明、公开的环境下进行。
如果将每个纳税人定义为这笔8万亿巨款的投资人的话，这些投资人肯定是要对这笔投资款的来龙去脉了解的非常清楚才成。投资人可以成立董事会，可以聘请政府这个职业经理人来打理自己的巨额投资，但肯定也会通过任命财务总监的方式来监控资金的安全。
所以作为纳税人，面对越巨额的国家财政收入，面对极高的国家财政收入的收支成本，提出要更严格的监督要求，合情合理，完全应该得到绝对的支持。(作者/易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