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舆论呼声日高，政策面也陆续有所动作，比如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对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五类高收入的个税征收管理，又如不少省市先后提高最低工资线。
对于企业家而言，最近这些变化透露的信息越来越清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营环境最为重大的变化正在发生。这一变化既是经济层面的，也是社会政治层面的，其中关键在于社会平等意识的崛起。社会平等意识的崛起，从根本上说是对市场化进程中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的一种反弹。
近年来政府及时反应，出台了相当多的社会政策来对冲社会差距不断扩大的惯性。不过，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市场动力已经非常强劲，它的作用效果甚至与一系列社会政策所达成的效果相互持平，在一些领域(如地产领域)甚至超过了社会政策的效果，这是社会差距仍在继续扩大的原因所在。应该说，近十年来的系列社会政策作用很大，如果没有它们，今天中国社会分层的局面会更令人感到棘手。而且，今天仍然令人感到棘手的社会结构状况，不仅不会令人怀疑此前社会政策的效果，而是会刺激更为有力的社会政策出现。
社会政策力度不得不继续加强的局面，则会带来一个重要的社会后果，那就是确认了社会平等意识的合理性，并比较支持社会平等诉求的表达。这样就会经常形成社会平等诉求与政府社会政策密切互动的局面。近来一些事件显示，相比以往，普通劳动者表达平等诉求的空间的确已经大大扩大。今天政府与企业家及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比以往更为纠缠和复杂。
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必须清醒面对这一历史性的变化。首先有必要看到，决定性的是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变化，而不是政策的变化，往往是社会状况的变化在推动政府政策的变化，政策的出台是对已经发生的社会变动的适应和确认。由于已释出的社会政策仍然难以充分遏制社会差距扩大的态势，可以肯定地说，社会平等意识的崛起在一个相当的长时期内都难以逆转。如果考虑到，中国社会对平等的追求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相比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且它也是执政党安身立命的根据之一，对于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趋势就更应该有清醒的把握。无论是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还是提高最低工资线，都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不同侧面。
面对这一历史性变化，中国企业家需要审慎考虑如何合理应对。充分表达自身的诉求，参与政策博弈，使政策更多地有利于自己，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层面。比如，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变化，的确必然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布局，从而导致地区产业布局的重大调整。这样一来，政府与企业之间会有更全面的接触和协调，企业可以尽量为自己争取到适应社会变化的时间和空间。但这些办法其实都是多年来一直翻来覆去在思量的老办法，而且空间逐渐缩小，原因很简单，社会性的变化和压力已经客观地在那里，而且政策的大方向其实已定，剩下的只是局部性调整了。
其实，与其被动反应，不如主动出击，扩大视野，将重点从自身与政府的关系，扩大到自身、政府与社会(特别是普通员工)的关系，正面处理企业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与其对社会平等诉求做出被动反应，不如主动行动起来，进行调整，并且让这些调整成为改善企业管理、提升员工士气、加强企业凝聚力的契机，让这些调整创造出应有的价值和效应。在这方面并非没有前例可循。19世纪后期英国企业也曾普遍面临社会分化严重的挑战，但英国的精英阶层主动调整，加强与普通劳工的社会联系，走入他们的家庭，进入他们的生活，从而营造更为融洽的社会关系。这一努力也大大缓解了英国的社会矛盾。今天中国的企业家其实更有资源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