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有些玻璃天花板仍然牢不可破。
至少从表面上看，当当网总裁俞渝已经是位比较中性的女商人了。她习惯穿着中性色彩的职业装，但她仍然可以想见，她的男性商业伙伴们经常在玻璃的另一头打高尔夫、蒸桑拿，可能顺便就谈成了交易。对她来说，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交障碍。“商界高层是以男性为主的，要加你一女的，人家玩得也不爽。但是你不混吧，脸不熟又怎么办事呢？”
创业十年来，俞渝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她经营的电子商务领域并不需要她跟客户吃饭来完成销售。她干脆把这类事情交给丈夫、联合总裁李国庆去办。另一方面，她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不定期地在798、Party上和她的女朋友们碰头。
这份闺蜜名单无疑相当有份量——张欣、洪晃、刘索拉、查建英、宁瀛。这个由房地产(博客热议)开发商、出版人、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小圈子，被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戏称为“姑奶奶俱乐部”。她们经常一起“瞎混”：张欣SOHO现代城开盘，刘索拉演出。前几年，宁瀛还把一些聚会的影子拍成电影《无穷动》，从中能看到很多女性主义话题。
这样的组合，要说“风云际会”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张欣显然非常为她的女朋友们骄傲。“我们都是地道的北京人，都是少年时期去国外，都是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下充满矛盾地成长起来，都爱这个国家。”
当年，《华盛顿邮报》继承人凯瑟琳·格林厄姆把尼克松拉下了马，尼克松曾经不无刻薄地称她所在的乔治敦女士俱乐部为“一群爱搞影子阴谋的女人”。在中国，商界闺蜜俱乐部的影响力尚未如此显著，但是她们的阅历、兴趣还是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她们之间的交谈不会局限于世俗问题，而会具有某种公共性。
2003年“非典”期间，一份450字的“中国精神宣言”就是在俞渝的生日派对上，由田溯宁提议，张欣带头起草和修改，在洪晃位于大山子的家里出炉的。就着烛光、香槟和饺子，他们争论得不可开交。一位在场者后来记录说：“最后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好像成为这次讨论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
去年夏天，张欣潘石屹夫妇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举办庆祝奥运开幕晚会，默多克、邓文迪、张曼玉和她的建筑师男友都来了。到了后半夜，最后和张欣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的还是这么几位：李亦非和刘索拉。这三个女人都留着短发，打扮精致，在夜色中熠熠发光。
张欣是沙龙女主人，也是连接文化圈子和商业圈子的核心。洪晃在张欣嫁给老潘之后两个月就认识她了。“国内如果说有一个女企业家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就是张欣，她很多方面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企业家。”洪晃曾经以撺掇张欣买了一件亚历山大·麦奎恩的大衣，至今仍然被视为她给张欣的最好的建议。不过俞渝记得，“张欣是个特别能吃苦的人。有时候我们吃完饭，她去洗手间换牛仔裤就下工地了。”她还用“波澜不惊”和“专注”来形容张欣。
按照李亦非的说法，如果真有个《欲望都市》商业版的话，她自己就是闲话专栏作家凯莉，张兰是热情开放的公关经理萨曼莎，张欣则更像工作狂单身律师米兰达。和肥皂剧不一样的是，在现实的聚会场合，这些女性从不进行“抱怨式的聊天”，最不会被谈论的就是男人和爱情。张欣说：“这不是三十岁之后的女人的话题。”
她们也很少讨论商业话题。洪晃只有在买房子的时候才会向张欣请教。“万一她谈商业或者投资，我这些方面资历和知识太浅，注意力开关就关掉了，她在说外语呢……和张欣、俞渝在一起，我特别能感受到我和她们是不一样的动物，她们才是上好的女商人。”
洪晃说自己没什么“商商”，但她有的是创意和鬼点子。俞渝创业初期，她给她支过招。“当时我觉得哪儿都是我的市场，可晃说不。她说，你在草原上打兔子，哪怕兔子再多，你也要找几棵树做参照物，然后再射击，调研是必不可少的。”而潘石屹建议俞渝要学会像耍猴一样敲锣打鼓，洪晃说，“我给你翻译一下，老潘就是要你做Marketing。”
尽管在事业上互相扶持、心境上彼此印证，但是，当这些精力旺盛、拥有影响力又自视甚高的女人凑在一起，争吵是不可避免的。洪晃在博客里提到，有一次Lady Lunch，她向刘索拉建议是否能做一些商业化的音乐，结果被刘大骂回去。
从我们的采访来看，有一个女性主义话题想必会(或者已经)引起洪晃和俞渝的争论。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女性的最终归宿在哪里？”洪晃说：“回归家庭也挺好的，家里没人带孩子对世界的未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俞渝则说：“胡说八道，什么回归家庭？一个女人经济上不独立，她还能有精神上的独立吗？我觉得我妈妈那一代，顾秀莲、郭凤莲、陈至立她们要比这一代女性独立得多，这方面我们是一个退步。”
不管怎么争论，商业女性的社交圈子和男性相比，还是体贴和互相理解的，充满了感情色彩。袁岳(博客)的零点公司做过相关调查，“女性更加倾向于亲近的情感组织，对于孩子俱乐部、创业家妈妈这种组织的兴趣会比商业俱乐部兴趣更大。男性更加功利地进行社会交往，比如高尔夫、会所等，情感特征不明显，个人感受不强。”
孙玮参加过《财富》“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论坛——她的圈子更国际化，密友之一是法国女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嘉德，后者曾在美国贝克·麦肯思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管。“这是种激励。”孙玮说，“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人，都想出人头地，都想在男人的世界里做出一番事业，都不为自己是女性受到束缚，而且敢去追逐梦想，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相互鼓励。”
闺蜜至此，甚至有点“抗抑郁俱乐部”的意思了。美国社会学家德博·拉贝勒说，“拥有最好的女朋友的女人在竞争环境中较少感到孤立，较少产生焦虑和抑郁，有更强的自尊感和权能感。”
但张欣们的“姑奶奶俱乐部”显然已经烟消云散了。当提及吴尔芙姐妹当年在伦敦活跃的布鲁斯伯里知识分子俱乐部，张欣“啧”了一声，“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文明的组成部分，有一些人是很思想性的。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凑在一起，附庸风雅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些了不起的大脑能够有社会的眼光、人类进步的眼光，一切都会变得有意义。”
所有商界闺蜜都在不知不觉地成为“过来人”。这份成员名单就像被放进草药汁的特制纸张，随着时光流逝，它会显现更多陌生而重要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