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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黄益平:中国经济进入常规增长时代

2010-06-30 14:49来源:新世纪周刊字号:小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重要转折,增长速度将放慢,通货膨胀将提高,收入分配将改善,产业更替将加速。

  中国在改革期间持续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被称为“中国奇迹”。创造这个奇迹主要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是,一些特殊的因素,例如,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低估的要素价格和“人口红利”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现在,这些因素已经或者即将开始消失,这将推动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重要转型: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增长。

  这个转型也许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转型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慢、通胀水平会提高、收入分配会改善、产业更替会加速。

  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自主创新,这终将决定中国能否避免曾经困扰部分拉美国家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初期经济起飞很成功,但后续增长乏力。

“奇迹”不长在

  在经济改革的30多年间,中国由一个封闭的、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经济,迅速崛起为一个开放的、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被称为“经济奇迹”也不为过。到2010年底,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日本经济。而且,如果高速增长的趋势保持下去,中国就可能在20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十年前,国际投资者普遍将中国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到今天,想要判断世界经济形势,他们就必须首先了解美国与中国的经济状况。中美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政府曾经公开否定了G2决策模式,但事实上,美中协商机制已经在很多国际事务领域发挥作用。

  既然是“奇迹”,它便不是常态,是很难长期持续下去的。“中国奇迹”也不例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究竟是如何炼成的?首先应该归功于市场化改革,我们放弃计划经济、走市场化的道路,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贡献因素。比如,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长期处于“大稳健”之中,宏观环境越来越稳定;中国长期实行产品市场放开而要素市场扭曲的改革策略,人为地压低生产成本,刺激生产、投资与出口;滞后的金融开放与资本项目管制既降低了资本的成本,也暂时提高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最后,过去几十年人口结构在变化,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然而,所有这些因素已经或者即将开始发生变化。过去,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新兴市场经济的崛起和电脑技术的普遍应用。但是,在经历全球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已经下降。现在,大家都担心欧洲债务危机的问题,其实,真正值得担忧的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庞大的债务负担。美国和英国的公共债务已经大体占到各自GDP的100%,而世界上超过40%的国家的财政赤字已经高于各自GDP的10%。从短期看,如此庞大的财政负担,势必影响它们继续实施经济扩张政策的能力。从长期看,维持和消化高额债务将挤占经济资源。美国的历史数据表明,每当债务负担超过90%,其GDP增长率就会比债务负担小于30%时平均低5个百分点,而CPI则高5个百分点。这些情况表明,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开始转向低增长、高通胀。

不对称的市场化

  中国30年改革的基调是市场化,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策略其实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基本都放开了,要素市场的扭曲依然十分普遍和严重,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源市场基本上都是如此。这些扭曲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为压低要素价格。比如,2007年,国际原油(76.22,0.28,0.37%)价格最高时达到每桶150美元,同期相应的国内价格却只有80美元。根据我们的测算,所有这些扭曲在2006年达到顶峰,总量占到当年GDP的10%以上。这些扭曲相当于变相地补贴生产者和投资者,人为地提高生产利润、增加投资回报,也间接地增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它们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近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改革要素市场,试图逐步实现由市场机制决定要素价格。

  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的一个特例,是金融市场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尽管改革已走过30多年,中国仍然具有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征,例如,利率管制、政府干预信贷决策和资本项目管制等。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迄今才刚刚走了大概40%的路程,远远滞后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抑制的后果是降低资本利用效率、压低实际利率水平,当然,至少能暂时保持金融稳定性。正是由于比较严厉的资本项目管制,中国才没有在全球危机期间受到更大的冲击。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继续,除了资本效率偏低,更重要的是经济开放以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已经明显下降。因此,除了稳步地推进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市场,别无他法。刚刚重启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其实也是这个自由化过程中的一步。

  人口结构的变化则推动中国经济快速逼近“刘易斯拐点”,与之相伴随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国内劳动力市场将由原来的供应过剩转向供应不足。这个拐点在中国究竟什么时候会出现?经济学家们之间有很大的争议。蔡昉等经济学家仔细地考察了实际经济形势后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数量被明显高估,而边际劳动生产率被低估,这表明,“刘易斯拐点”离我们要比很多人想象得近得多。由于多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将在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当前,农民工在一些地方出现短缺,工资水平已经普遍上升。这就意味着,过去将农民移进城里直接从事劳动生产的做法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要提高生产率,就必须依靠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研发。

走得慢些走得好些

  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将对中国的经济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重大影响之一,是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都将承受巨大的向上的推力。不仅美国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膨胀将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成本也将大幅增长,包括利率、汇率和工资等。过去,央行将CPI的目标定在3%,而过去十年的平均幅度只略高于1%,这个水平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相信未来十年的通胀压力会高许多,平均可能会达到5%左右。另一方面,如果央行对通胀控制过于严厉,就有可能影响增长。因此,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将在某一阶段面对较高的通货膨胀。这是国际、国内环境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价格改革所必需的。另外,适当的通货膨胀也有利于降低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

  另一个重大影响,是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略有放缓,但是,如果它能够保持在7%-8%左右,依然将是非常出色的表现。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的增速已经放慢,预计美国的增长潜力比危机前要低3个至4个百分点。另外,美英等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缩小,这些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出口。不过,更重要的是,要素成本上升、实际利率提高、人民币升值和工资迅速增长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经济增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要依靠研发和技术革新。这样的增长更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因此,也更加能够持续。

  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收入分配的状况可能得到改善,这有利于实现刺激消费的政策目标。过去,政府一直想方设法刺激消费,但是,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上面,这些措施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过去十年,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收入赶不上经济增长,要刺激消费就“难于上青天”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过剩和资本快速积累。资本、劳动投入比直线上升,这自然增加了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劳动力过剩时,工资水平很难增长。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则可能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特别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比重。这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刺激消费(缓解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非常重要。

  所有这些经济模式特征的改变,实际就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从“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增长。这个转型现在已经开始,完成转型过程也许需要几年时间,不过,在转型之后,中国经济将具有如下典型特征:稍慢的增长速度、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得以改善的收入分配。此外,产业升级换代的压力也会大幅度提高。过去,我们通过压低生产成本保护了许多本来应该淘汰的产业和企业,但是,在生产要素实现市场化之后,它们都将直接面对市场,只有那些能够应用新技术、改善竞争力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产业和企业才能生存下去。总体看来,未来的增长也许稍慢一些,却更加能够持续。

  (黄益平/文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羽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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