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及亚洲研究院院长李钟和(Lee Jong-Wha)撰文指出，虽然希腊之前承诺要实施改革，进展却十分有限。考虑到这一点，援助方案的规模无疑过于庞大，与亚洲1997年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与希腊不同的是，亚洲当时经历的并不是破产危机，而是由资金流向突然逆转引发的流动性危机。虽然金融系统及企业的大量短期债务加剧了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但导致危机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市场缺乏国际资金流通，投资者恐慌行事，导致金融危机在区内蔓延。
亚洲国家一直怀着羡慕和幸灾乐祸的心态关注希腊危机进展。 1997年亚洲经历金融危机之时，所获的援助要少得多，施予援手的国家开出的条件也更为苛刻。但是比起希腊，亚洲国家复苏步伐强劲，反映一味提高救援力度未必是推动经济复苏的最佳方法。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初期，所谓的欧洲“三驾马车”就一直为希腊提供大量援助资金。这“三驾马车”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希腊分别在2010年和2012年获得援助金，总数达2400亿欧元(2万亿港元)。最新援助方案则承诺会提供最高达860亿欧元的援助。
相反，韩国1997年获得的援助金额虽然比印尼、泰国和菲律宾要多，总数也仅是570亿美元。当时韩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600亿美元;而2014年希腊的GDP少于2400亿美元。
IMF似乎是出于政治考量才向希腊提供如此庞大的贷款。为了保护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并维护北大西洋(600558,股吧)公约组织(NATO)的团结，有必要维护希腊稳定，才符合IMF 大股东美国和欧盟的利益。
希腊政府肆意挥霍、官员腐败和偷税漏税泛滥，造成希腊经济一片狼藉。无可否认，国际社会应该援助希腊。 IMF提供援助贷款时也确实附加了条件，其中大多数是处理希腊破产状况的必要条件。最新援助方案的条件则属历来最严苛。
虽然希腊之前承诺要实施改革，进展却十分有限。考虑到这一点，援助方案的规模无疑过于庞大，与亚洲1997年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
与希腊不同的是，亚洲当时经历的并不是破产危机，而是由资金流向突然逆转引发的流动性危机。虽然金融系统及企业的大量短期债务加剧了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但导致危机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市场缺乏国际资金流通，投资者恐慌行事，导致金融危机在区内蔓延。
当时IMF对亚洲设下的条件甚至比对希腊更加苛刻。条件包括财政紧缩、货币紧缩及金融体制重组。马来西亚在没有IMF 的援助下迅速复苏，充分证明了以上部份条件完全没有意义。
无论如何，这些行动都是暂时的。当市场恢复信心，东亚经济体就立刻改变货币及财政政策，扩大经济规模并大幅降低货币汇率，增强出口竞争力。这些国家也进行了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促进经济复苏，措施包括立刻关闭金融机构及取消不良贷款。
以韩国为例，其实际GDP很快回升。到2003年年中，大约有776家金融机构关闭。韩国当局致力于改革，不仅让投资者重拾信心，也令私人资本回流，重振对外贸易。
希腊正相反，丝毫没有复苏的迹象。国家公共债务占GDP 比重不但没有按计划降至110%，反倒升至170%。失业率维持在26%，而青年失业率则徘徊在50%水平。
在此背景下，希腊6月底无法向IMF偿还15亿欧元，成为IMF 历史上第一个债务违约的发达国家，也是意料中事。而IMF则迟迟才承认其贷款及政策建议在希腊失效了。
希腊政府接着要求更多财政支援，而且提出要债权人放宽条件。但是现在债权人也已经意识到，提供更多资金并无法解决希腊破产问题。因此，最新的援助方案要求希腊政府立刻减少退休金、提高征税、开放劳动市场及严格限制开支，同时必须要对官方债务进行减值，就像2012年要求私人债权人削债一样。
许多人质疑如此苛刻的改革方案是否必要。他们认为，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重新使用德拉克马货币，或可以降低利率和汇率，借此以出口带动经济复苏。然而希腊出口产业规模较小，再加上全球经济疲软，出口可能无法带动复苏。改革是希腊走出困境的最佳办法。
迄今为止，希腊似乎仍不愿忍痛调整国内工资水平及执行外界要求的改革措施。最新的改革方案可能是个转捩点，否则希腊退欧似乎在所难免。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亚洲怀着同情之心目睹这个国家走向衰落。但或许希腊该以亚洲为鉴，了解到一个国家应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即使要经历最艰难的试炼，最终也可能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