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文章指出，贸易崩溃是眼下新兴市场面临的最大威胁——其威胁的严重性远远超过美联储加息的前景。这种影响已经显现。如今新兴市场增长率高出发达经济体增长率的差值处于15年来的最低水平。以美元计算(衡量贸易和经济产出的标准方式)，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增长率同样如此。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那只是短短5年前，却感觉像是另一个时代。时任巴西矿业公司淡水河谷(Vale)首席执行官的罗杰•阿涅利(Roger Agnelli)，刚刚收取35艘Valemax货船订单中的首批货船。Valemax货船是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干散货船。购买这些货船主要是为了将铁矿石运送到需求旺盛的中国，它们的载货量十分庞大，每一艘货船运送的铁矿石所制成的钢铁，都足以建造3座旧金山金门大桥。
阿涅利在2010年表示：“我们正度过最美好的日子……我坚信，更美好的日子在等待着我们。”但淡水河谷的命运很快开始衰落。一年后，阿涅利被赶下台，同时中国出于安全原因暂时禁止这些货船在中国港口停靠。今年第一季度，该公司公布了6年来最糟糕的财务业绩。
淡水河谷的问题反映出了更广泛的低迷，今年第一季度，新兴市场表现滑落至自2008-09年危机以来最差。中国对金属矿石以及其他资源的需求正在减退，曾经生机勃勃的巴西经济正陷入衰退，俄罗斯正处在危机之中，几个较小国家也在遭遇经济增长放缓和资金外流。
人们担心，这些问题不再仅限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们正蔓延到发达国家。10多年来(除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展中国家朝气蓬勃的活力给全球经济提供了可靠的提振，但最近它们已变成彻底的拖累。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全球增长引擎的金砖国家(Bric，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现在正变为尤其沉重的负担。
牛津经济研究所(Oxford Economics)经济学家亚当•斯莱特(Adam Slater)表示，这种放缓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出现由新兴市场引发的衰退”。他指出，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他表示：“其中两个国家已陷入衰退，还有一个正急剧放缓。”
新兴市场的强劲需求一直通过贸易机制传导至其他经济体，包括欧洲和美国。但根据牛津经济研究所的一项分析，今年第一季度进口需求滑坡，导致新兴市场从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者变为拖累者，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
这种变化的规模是明显的。根据牛津经济研究所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17个最大发展中经济体总共令全球贸易增长率下滑0.9个百分点，相比2000年至2014年它们平均每年为贸易增长贡献的2.5个百分点大大倒退，当时这些经济体占全球贸易的43.3%。
早期迹象表明，贸易放缓趋势已持续到第二季度。今年5月，中国出口同比下滑2.5%，为第三个月下滑，以美元计，进口下滑17.6%。
“新兴市场已从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者变为明显的拖累者，”斯莱特表示，“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放缓代表着对全球增长的严重负面冲击。”
他补充称：“如果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不是那么乏善可陈的话，我们对于全球摆脱低迷状况会更有信心。”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年度增速迅速反弹至6%左右，发达国家约为2%。但这个全球增长引擎现在出了故障。
瑞银(UBS)新兴市场策略全球主管巴努•巴韦贾(Bhanu Baweja)表示，今年第一季度，这些市场的平均经济增速已降至3.5%，为危机以来最低。巴韦贾表示，更引人注目的是，如果剔除中国的贡献，以美元计，新兴市场的平均GDP增速“今年可能会接近零”。
与此同时，国际资本似乎正转向心目中的安全资产。在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低利率时期流向它们的资金洪流，要么正减少为涓涓细流，要么正逆转方向。根据NN投资伙伴(NN Investment Partners)的数据，在截至今年3月的3个季度里，这些市场的资金净流出规模超过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上周，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报告称，新兴市场债券月度抛售规模达到自2013年“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以来最高，2013年时市场担心，美国将缩减其量化宽松计划的规模。
新兴市场影响扩大
如果今年新兴市场经济继续低迷，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可能将是深远的。
上一次由新兴市场引发全球经济明显放缓是在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而当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较小。
如今，以购买力计算，新兴市场占全球GDP的52%多一点，以名义值计算，占全球GDP的35%左右。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新兴市场所占比例仅分别为38%和23%。“因此新兴市场的疲弱现在对全球有着更大影响，”斯莱特表示，“如果我们想想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口头禅——‘它从美国开始’，那么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当时)美国占全球GDP的24%。”
这些国家对增长、特别是对贸易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它们占全球经济的比重。2010至2014年间金砖国家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为15%，但同期它们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为23%。人们可以强烈感觉到这种巨大贡献的流失。
还存在更广泛的金融共生的问题，它以亚洲金融危机时不曾真正出现过的方式，将发展中经济体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命运牵扯在一起。斯莱特称，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2014年底，其成员国跨境贷款对新兴市场借款者的敞口达到6万亿美元，比1999年高出约一倍。
政策制定者正开始发出警报。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崔炅焕(Choi Kyung-hwan)近日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在货币政策空前宽松之际，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带来了一个挑战，其复杂程度类似于2008年危机时全球面对的状况。
他批评主要经济体没有为刺激增长付出足够努力，并警告称，如果不采取更多措施，“发达经济体将再次看到新兴市场溢出的负面效应”。
他的评论正值经合组织(OECD)将2015年全球增长预测由去年11月预测的3.7%下调至3.1%之际。韩国也未能从全球放缓中幸免，5月韩国出口较去年同期下滑10.9%，进口下滑15.3%。
美联储(Fed)效应
巴韦贾认为，贸易崩溃是眼下新兴市场面临的最大威胁——其威胁的严重性远远超过美联储加息的前景。
“出口正在收缩，而纠正这些国家外部失衡的唯一机制就是进口收缩，”他称。但是这种纠正并非解决办法。“如果你增加进口，你的经济就会增长。如果你扼杀需求，增长将会下降更多。在担心美联储时，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将会看到贸易大幅下降，而这将导致新兴市场增长显著放缓。”
这种影响已经显现。如今新兴市场增长率高出发达经济体增长率的差值处于15年来的最低水平。以美元计算(衡量贸易和经济产出的标准方式)，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增长率同样如此。
呼吁多样化
那些先是受益于中国引领的大宗商品热潮、而后又在全球廉价信贷中获益的国家，如今正奋力寻找C计划。
“很难预见自由贸易能有什么帮助，”巴韦贾称。在过去20年的很长时间内，全球经济产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都会带来全球贸易总量增长2个百分点以上——这是传统上很多新兴市场产出提高的来源。他预计，贸易与产出2:1的比率将逐渐稳定在接近1.3:1的水平。
不仅是大宗商品出口国正承受痛苦。瑞银整理的数据显示，制成品出口国同样表现糟糕。这也不全是美元估值的问题，以当地货币衡量，贸易疲软的情况也很明显。
巴韦贾认为，以发展中经济体之间这种“南南”贸易的概念作为全球增长推动力量的说法一直是夸大之词。“这是一个大型供应链，而其焦点是中国。”
很多大宗商品出口国试图让其产品和销售对象更加多样化。但是，如果巴韦贾没错的话，诸如智利等国家将无法安心，智利已经明白优质葡萄酒无法与“王者”铜矿相提并论。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国家求助于财政或货币刺激。崔炅焕称，韩国有空间去采取其中一种或两种手段;韩国企划财政部计划于7月宣布促增长措施的“全面方案”。
其他国家的境况将窘迫一些。巴西正在通过削减支出和提高税收来努力恢复财政信心，即便该国如今正面临着深度衰退。巴西还在加息，以抑制通胀及吸引外国资本。
匈牙利和泰国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它们正降息来应对通缩。但是，如果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加息，它们将面临资本流出动荡及货币贬值的风险，那时它们可能就无法再继续降息了。
传统观点认为，美联储加息将对新兴市场形成重创，特别是对那些在过去10年发行美元债券的大批公司。但是，一些分析师认为，结果不一定会过于惨重。“不可能发生收支平衡危机，”巴韦贾称，他以过去15年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新兴市场并不存在内爆因子，但它们也不具备增长因子。”
他指出，本世纪的重要主题——美国低利率、中国崛起以及全球化——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当这些趋势全部逆转，很难预见这些国家或是全球经济的下一个增长驱动力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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